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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国家如何承担难民成本

巴黎—叙利亚难民危机让人们关注改善危机时期难民流管理的需要。一个问题尤其令人担忧:穷国可能在为富国的所作所为支付高昂的代价。

数据表明,在一些欧洲国家,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大量涌入有关的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被记录为官方发展援助(ODA)。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用ODA来跟踪记录国际援助支出。这导致可用于启动、维持和扩大穷国经济发展项目的ODA减少。

2015年,欧盟的DAC成员国将ODA预算中的97亿美元用在了各自国家的大约120万名寻求庇护者身上。比较而言,它们向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这些寻求庇护者最主要的来源国——投入的ODA为32亿美元。

出资者将所谓的“捐助金内”(in-donor)难民成本记录为ODA所依据的规则是经合组织-DAC统计报告条例在1988年制定的。一开始,新的DAC出资者利用这一规则。但是,从2010年到2015年,记录为捐助金内支出的ODA占ODA总额的比重增加了两倍多,从2.7%增加到9.1%。

DAC正在着手制定更加明确的规则,以规范用ODA来覆盖捐助金内难民成本。DAC成立了一个难民和移民问题临时工作小组帮助确定出资者是否在正确的时间为它们所提供的援助制定了正确的针对目标。我们预计,这项工作大约可以在7月份公布结果。

叙利亚危机将全球注意力引向了难民流和相关的人道主义需要,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但叙利亚人只构成了全球2,100万被联合国难民署列为“难民”的人的一小部分(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将6,500多万人归类为“被迫流离失所”)。如今,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欧洲的寻求庇护者身上,但大部分难民——86%以上——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就在他们所逃离的国家周边。比如,乌干达2016年所接收的南苏丹难民比同期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的移民总数还要多。

每天都有40,000人被迫逃离冲突和迫害。更多人背井离乡是为了寻找安全和有尊严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已经超过了20年。许多人更加不幸,在国内流离失所,生活在极端不安全和贫困中。

对他人的恐惧袖手旁观是不人道的。但乌干达等国家几十年来慷慨地收留了数十万难民,却发现它们辛苦坚守的宽容和保护原则被北方国家所践踏。不难理解,富裕国家想要管理自身的难民人口,保证本国公民。但庇护权是普世人权,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发展合作都决不可用来遏制庇护权。

难民的局面并不新。从总量看,最大的五个难民来源国在过去25年大约产生了1,020万难民。难民数字固然庞大,但他们所构成的挑战并非不可克服。发展援助有助于解决流离失所的长期的、社会经济的因素,支持确保难民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集中精力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性、加强缔造和平、改善正义有助于解决被迫流离失所的根源。经合组织的临时工作小组将尝试为难民问题寻找和实现更好的解决办法。

如今,被迫移民所面临的情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等国际承诺截然相悖,SDG要致力于“不抛弃任何一个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也威胁到作为全球发展日程的基础的国际团结。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精诚合作。它们必须毫不含糊地主张寻求庇护的权利和保护行使这一权利的人的责任。我们需要确保“新”融资能带来更多的资金,而不是现有资金的挪用。而最重要的是,难民方案——包括在我们自身国内的响应方案——必须以人权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