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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民粹主义者争论

柏林—如今,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和政治分歧已经大到弥合的努力看起来徒劳的程度。但在20世纪60年代,你可能也会这样认为,当时的世界的冲突程度于今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些分歧最终被我们克服。区别就在于讲述(discourse)。

20世纪60年代,二战的恐怖记忆仍然萦绕在欧洲上空。在德国,仍显脆弱的民主秩序同时受到左翼(共产党)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冲击,这是外部挑战(如冷战)和内部压力(包括首次战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共同结果。1968年,欧洲各大城市和美国爆发学生示威,他们反对的不但有越南战争,也有——并且日益加剧——所谓的“建制”。

和今天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反对者彼此难以沟通。但当时的公共辩论有今天难觅其踪的礼仪。至少有一部分人明白,拒绝参与只能强化煽动激进主义的“我者对抗他者”的心态。

以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FDP)成员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和激进的左翼学生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在FDP弗莱堡会议门外的公开冲突为例。杜契克试图“趴下”达伦多夫——自由主义建制派知识分子——的“画皮”,揭露其剥削和反民主的本质;达伦多夫则反驳道,杜契克的革命言论过于幼稚,华而不实,最终是危险的。但尽管他们针锋相对,彼此都给了对方陈述革命、自由和民主和观念的机会。

这一“套路”也可见于右翼激进分子,如1964年由几个右翼团体建立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NPD)。1967年,NPD在选举中取得了突破。因此,在一场已被基本遗忘但令人惊讶的公共辩论中,2,000人来到汉堡大学聆听关于“民主中的激进主义”的小组讨论。

这个小组包括NPD领导人阿道夫·冯·塞登(Adolf von Thadden)、自由派周刊《时代周报》(Die Zeit)发行人盖尔德·布塞留斯(Gerd Bucerius)、保守派作家鲁道夫·克拉默-波多尼(Rudolf Krämer-Bodoni)、东德律师兼政客弗雷德里希·卡尔·考尔(Friedrich Karl Kaul),还有达伦多夫。讨论由前流亡分子、1963—1965年间担任法兰克福奥施维茨审判检察官的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居间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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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伊始,塞登便列举了他的政治观点,对德国在二战中的角色提出了毫无愧疚之心的评论,并解释了NPD的崛起。接着,身为社会学教授的达伦多夫分析了NPD多样化的成员结构,其中有老纳粹分子、幻灭的身份寻求者以及机会主义的反现代派。

接着,达伦多夫说,他理解塞登所反对的,但不太明白NPD领导人鼓吹什么。他到底支不支持民主?布塞留斯随后更加直接地反驳了塞登,质问他是否支持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政变。然后,鲍尔插话说,塞登的妹妹就是抵抗运动成员。但塞登本人并没有给出直接回答,只是说他不会和妹妹直接交手。

尽管如此,达伦多夫坚持认为,NPD的命运应该由选民而不是法庭决定,法庭已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考尔充满激情地反复强调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东德领导人早已同意了这一观点),抗议将西德共产党人排除在这场争论之外。其他小组成员也同意。一个自由民主,达伦多夫总结说,不能排斥一方的激进派,而容忍另一方的激进派。

很难相信今天的主流政客和公共知识分子会公开亲身与今天的激进派和“暴发户”——不管是民粹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者、疑欧派还是其他——进行影响深远而互相尊重的争论。极左翼和极右翼显然不会以这种方式针锋相对。每一方都会谆谆告诫自己的受众,营造一个几乎没有与反对观点真正辩论的要求的媒体泡沫。

今天的许多建制派领导人——作为自由民主秩序的旗手的所谓的精英——似乎认为,与激进派面对面风险实在太大:更大的曝光意味着更大的合法性。但这一立场本身风险就很大,因为这导致了刻意对助长极端思想的社会变化视而不见——许多人认为这一方针过于傲慢。比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轻率断言,她的对手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半人是“一群可怜虫”。

决不能主管无视极端分子。如有些人所指出的,放任激进运动发展既鲁莽又危险,因为在这些运动失败之前,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为了履行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的责任,文化和政治“精英”必须避免精英主义,寻找能够促成多样化的团体——包括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尽管这可能非常困难——的建设性面对面的形式和做法。

在汉堡辩论中,达伦多夫正确地指出,极端分子的成功意味着民主精英的失败。和20世纪60年代的NPD一样,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去年9月的联邦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功是拜德国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拒绝与公众、更不用说公众认为愿意解决他们所担心的问题的人进行建设性对话所赐。

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必须与民粹主义者进行辩论,不是为了改变民粹主义者的思维,而是为了让公众明白各党派的真正支持什么,而不仅仅是反对什么。是的,这可能意味着民粹主义者有了更多的宣传时间,也有可能带来极端观点常态化的风险。但公共领域迅速极化——极端分子非常擅长利用这一局面——的威胁要大得多。

http://prosyn.org/kg08bm3/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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