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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进化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要求建立新权力关系——寻求更大自治权与更多尊重。新知识、新观念和各种可能性已使得我们的身份定位更为多样化,更具可变性,且不再受制于命运,这正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征。但与此同时,信息社会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愈来愈不安全的世界,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不得不承担难以为日常政治下定义的风险性。

作为一名政党领导人,如今我的主要观点就是予以个人更多权力。传统政党领导人会对支持者说,“你们可以信任我。”而我认为,在将来只有相信公民的领导人才能取得政治进步。这是一种新型关系。

Erdogan

Whither Turkey?

Sinan Ülgen engages the views of Carl Bildt, Dani Rodrik, Marietje Schaake, and others on the future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July’s failed coup.

我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已经开始从实践层面上来仔细思考我们究竟要从政治中获取什么并如何以一种尊重人们生活的方式获取。我们从上层开始改革,以示我党开诚布公乐于接受更多的改变。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我们必须突出强调而不再是藏头露尾,应当视其他政党为提供多样化意见的智囊团和工作室,而非“战争总部”。

人们常易于迷失在今日的信息海洋中,因此他们总在找寻一座灯塔,在希腊语中我们称之为, faros 。但是何为灯塔?在一个信息社会中,灯塔就是那些被人们信任并为他们解释分析形势的人。

因此,我相信政党的未来应该发展辩论、对话以及批判性理解政治事件的风尚,这样国民就能帮助确立国家重点,而不是仅仅由专家或他们的领导人来告诉他们对错。

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移民、毒品或是环境问题,不再仅仅在左右翼党的框架内下定论。比如,人们也许无可避免会在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就业机会之间折衷妥协。但同一批人往往两者皆取。这将不再是双方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特性要求我们从全局出发思考如何取得可持续发展。

当然,引进更多的民主并不意味着永久性辩论却不做实事。事实上,这意味着某一程度上的尊重和磋商原则,慎重考虑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与此相反的是,有一种传统领导方式却制造恐慌与不安全感,好让救世主降临并宣称,“我就是那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乔治W·布什总统总是公开使用这种方法。我反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因为这种外交政策与一种权力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我相信这种命令式领导方式在全世界的保守政党中正在全面复苏。

我对这种心态了如指掌。当1981年我第一被选举为国会议员时,人们说,“乔治,现在你可是一言九鼎了。”而如果你不镇压反对派,不戴着领带坐在黑色大轿车里四处转悠,人们就会说你看上去软弱无能。总而言之,要成为“强势”之者,你就该颐指气使。

我心里想,“我必须用一种更民主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我认识到必须努力去传达我所要达成的目标。整个政治文化都必须有所改变。

我考虑到了个人风格,但还有个更深的问题:职业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很明显,领导者必须完成他的决定,但他可以用一种非暴力的温和方式来做到,同时也捍卫了新关系原则。权力其本身无原则可言。

若要建立一个更和平、繁荣和安全的世界,社会和公民需要更多的自由。以希腊和土耳其为例,两国关系在各自长期坚持的“根据地”观点重压下不断恶化。只有新的方法才能打破传统的旧模式思维。

通常在冲突状态下,人们和政治家就会创造一种零和游戏文化,最终导致独裁主义和军事主义占据领导上风。我们过去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政府中,却是通过公布我们的承诺,即服务于大众利益,来帮助建设一个更积极的框架,创造信任和相互理解的平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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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政党现在都应该成为推行类似改变。如今,权力框架其本身——掌握国家或市政权传统的政党等级——其实就是一种滥用职权。它以人民的名义从他们手中抢走权力,却给他们带来多于信任的恐惧。

毫无疑问,我党现在正谋求在下一届选举中重掌大权。但我们也在寻求更深更远的前进。如果不能在长期内提供更好的一种民主形式,我们就不能回到政府。我们正在努力向世界树立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