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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大米的显例

墨尔本—全球环境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通常是抗议行动的领导者。上个月,它成了抗议对象。

抗议者发言人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他本人早先也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指责该组织是每年两百万儿童死亡的帮凶。他所指的是因缺乏维生素A而致死的儿童,对于以大米为主食的儿童来说,缺乏维生素A的情况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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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说,这些死亡都是可以预防的,只要使用“黄金大米”即可。黄金大米是一种转基因水稻,含有高量贝塔胡萝卜素。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反对使用转基因作物(GMO)的组织宣传反对引入可在人体内转换为维生素A的贝塔胡萝卜素。

摩尔所援引的死亡数字有夸张之嫌,但毫无疑问,维生素A缺乏问题在儿童,特别是非洲和东南亚儿童身上相当严重。

维生素A的缺乏还增加了麻疹病的流传,而麻疹也是年幼儿童的主要死因之一(尽管因为疫苗的推广影响正在下降中)。在一些国家,缺乏维生素A也是母亲在分娩过程中死亡率高企的主要因素。

15年前由瑞士科学家率先开发出来的黄金大米是专门为解决维生素A缺乏而开发的,第一批试种在十年前便已展开。但直到今天农民仍无法种植它。一开始,需要开发改良种以适应最需要黄金大米的地区的环境。此后还需要进一步试种以满足转基因作物推广的严格监管标准。菲律宾试种田被激进分子毁坏,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障碍。

批评者认为黄金大米是生物技术行业主宰全球农业部门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尽管农业巨头公司先正达(Syngenta)确实协助了这一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但该公司已发表声明说无意将之商业化。低收入农民将获得种子并有权在收获后保留种子。

事实上,先正达将这种大米的转让许可权授予了一家叫做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Golden Rice Humanitarian Board)的非营利组织。这家包括两位共同发明者的委员会有权向公共研究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农民提供这种大米用于人道主义用途,并收取不高于普通水稻种子的价格。

20世纪80年代,当转基因作物第一次被开发出来时,确实有需要谨慎的理由。这些作物食用起来安全码?它们能与野种杂交,传递它们所获得的特殊性质——如抗虫性——从而创造新的“超级莠草”吗?20世纪90年代,作为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候选人,我支持采取严格的监管以防止生物技术公司为了增加利润而不顾我们的健康和环境。

如今,全世界十分之一的农田种着转基因作物,我们绿党曾经担心的灾难性后果从未发生过。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疾病,反而它们接受了比更加“天然”的食品严格得多的检查。(天然食品也可以造成健康风险,最新的研究表明一种肉桂会导致肝脏损伤。)

尽管转基因作物和野种可能发生杂交,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级莠草出现。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也许因为环保组织的关注而引入的监管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健康的监管应该保持。谨慎是有道理的。但应该反思对转基因作物思想的一根筋的反对。

对于任何创新,风险都要和潜在好处放在一起权衡。如果好处极少的,那么哪怕是很小的风险也足以否定它;而如果好处极大,那么更大一些的风险也是值得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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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监管应该对推广抗除草剂草甘膦转基因作物(让农民更轻松地除草)和推广抗旱转基因作物(适合低收入国家的旱灾频发地区)之间的区别十分敏感。类似地,有望解决50万儿童失明问题的转基因作物即便包含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种植的。讽刺的是,抗草甘膦作物已经在数百万英亩土地上实现了商业化种植,而黄金大米(目前没有产生任何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仍得不到推广。

在一些环保圈子中,一根筋地反对转基因作物就好比是效忠宣言——持异见者被视为是邪恶的生物技术行业的走狗叛徒。一些转基因作物可以在公共健康方面扮演积极角色,一些转基因作物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时代日益紧迫的挑战。我们需要对各种转基因作物逐一具体分析,研究它们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