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的后疫情转型

伦敦—COVID-19大流行的经济后果充分显现还需要时间。但其中一些成本已经显而易见，首先便是危机所造成的全球劳动力浩劫。气候变化也在威胁到全球最脆弱工人，因此，强调公平和可持续性的全面的危机响应刻不容缓。

数字是惨淡的。国际劳工组织警告，16亿非正式经济工人——约占全球劳动力的一半——“面临生计没有着落的迫切威胁”。非洲联盟报告，光是在非洲，就有2000万个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工作岗位岌岌可危。在美国，《纽约时报》估算，尽管标题失业率为13.3%——已经超过了此前所有战后衰退期——但实际失业率接近27%。

显然，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免受COVID-19冲击。但是，如果想通过这些措施让经济——以及工人——能够抵御当前危机，就必须同时有助于推进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制定的目标——包括其中所阐述的“公平转型”愿景。

我们常常认为，可持续性方面的进展必然要以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代价。污染部门的员工担心气候转型不但会造成“搁浅资产” ，还会造成“搁浅工人”——这不无道理。从前英国的矿业城镇和村庄，就仍然没有从二十世纪末煤炭行业的衰败中恢复。

但这一结果绝不是不可避免地。国际可再生能机构预测，如果能够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到2050年该部门全球就业岗位数量将达到4200万（是当前水平的四倍）。能源效率措施也能带来2100万个额外工作岗位，系统灵活性措施带来1500万个。简言之，如果绿色经济得到充分的投资，就能产生足够的工作岗位。

但要确保这能够让工人境况变好，还需要全球齐心协力确保新工作岗位是好岗位，为从其他行业（如化石燃料）的工人的平稳转型提供便利。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是采取真正的综合性方法，政府、公司、工会和投资者都要主力于确保气候计划考虑工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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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环境、社会和治理考量在企业、投资和政策圈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方法仍往往各自为政，解决这些长期表现的关键维度的行动者都在单打独斗。

这是不够的。正如不受干预的气候变化会给经济和工人造成严重伤害——如加剧自然灾害和导致瘟疫——无法改善人力资本管理、保护工人福利亦然。更全面地说，在高失业、不平等性和干扰的情况下，构建可持续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长期投资回报——也将无从谈起。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必须利用股东参与促使公司不但要落实公平转型战略，还要通过公开披露提高透明度。本文作者之一的阿波-贾欧德担任首席执行官的Candriam所推行的股东参与计划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直接触及能源转型、公平工作条件和商业伦理——这些都是公平转型的支柱。

此外，投资者应该鼓励公司动用资本——如通过新一代投资和债券发行——支持受转型影像的社区的复兴和多样化。投资者和公司应该与政府合作确保公平转型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不仅仅在COVID-19恢复计划中是如此，在有助于构建未来清洁的包容性经济的刺激拨款中也是如此。

我们的社会——包括政府、公共机构、投资者和公司——从未像现在那样致力于可持续性。不但世界各大政府致力于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57个国家的11000多家公司也承诺给予支持。

但这只是第一步；这些行动方必须兑现他们的气候承诺——并确保他们的措施能够推动而不是拖累社会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合乎伦理的选择；也是确保未来经济活力的最佳办法。只有将环境和社会当务之急整合到商业模式和经济政策中，我们才能确保长期增长与繁荣——并构建我们抵御未来冲击所需要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