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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不那么高的英国脱欧

布鲁塞尔—英国投票“脱离”欧盟即将成为今年最大的“小事”。除了英镑贬值和英国利率下调,公投并未产生多少持续影响。金融市场在公投后跌了几周,但此后就恢复了。消费支出岿然不动。更令人惊奇的是,投资也相当稳健,尽管存在英国与欧盟未来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英国退出的代价是否被夸张了?

不尽然。事实上,英国最终很可能如预测那样因为脱欧而损失2—3%的GDP。但退出单一市场,而不是起先的脱欧投票,带来了这些损失,并且损失的持续时间可能很长。如果脱欧最后演变成一个长达十年的过程,损失可以在此期间逐渐吸收,平均每年造成0.2—0.3%的GDP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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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英国来说可能是极好的消息。英镑贬值后,英国将受益于出口竞争力的增加,出口竞争力的增加可以抵消渐增的损失和可能产生的暂时性投资低迷。

其他因素也能缓冲英国脱欧的冲击。在过去二十年中,英国经济发生了转型,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前所未有地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商品出口比服务出口重要两倍,而大部分英国出口流向了欧盟。如今,英国出口大部分是服务——并且大多流向非欧盟市场。

UK exports share of GDP

因此,商品内部市场对英国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其他欧盟国家。英国对欧盟出口品所包含的增加值仅占GDP的5%左右——比德国低好几倍。与此同时,英国的非欧盟出口占GDP之比大约为7%。

英国商品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欧盟以外的地区反映了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特别是亚洲重要性越来越大。从某种程度上讲,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商品出口也在逐渐流出欧盟,但这一效应在英国身上最为明显。

英国现在依赖世界市场远甚于欧盟内部市场,这一事实显然推动了英国脱欧投票,因为这让英国为了重新控制移民等热点问题而付出的代价最小化了。英国可以凭借自身力量而非作为欧盟的一部分确保进入世界市场的优先地位,这一信念也对英国脱欧投票起到了推动作用。

英国脱欧赌注的风险就在于此。诚然,批准贸易协议对英国来说要比欧盟容易得多,后者需要30个议会(包括一些地区级议会)的同意。相对低调的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政治原因而饱受批准阻力即是明证。但英国在谈判中所能利用的杠杆不如欧盟,特别是与大新兴经济体的谈判。

类似地,英国不必担心其向欧盟出口服务的能力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对欧服务出口占英国出口总量的40%左右——因为欧盟内部服务市场开放性已经非常低。但有一个例外:金融业。而金融业是英国服务出口的大头。

目前,金融服务占英国总服务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占英国填补其商品出口赤字所需要的总服务出口盈余的三分之二。服务业的成功至少部分要归因于英国的欧盟成员地位。

英国经济的专业化及其外部账户向金融服务业(以及一般服务业)倾斜始于20世纪90年代内部市场计划带来的资本流动自由化。这一过程随着共同货币的引入而加速,欧元与跨境资本流动壁垒的消除以及全球信用繁荣一道,导致了多种批发金融服务向伦敦金融城集中。

金融业有组成集群的天然倾向,而伦敦——这里说英语,法律制度效率高,劳动力市场灵活,监管机制相对合理——拥有巨大的优势。此外还要归功于欧盟的“护照”制度,该制度使得位于伦敦的银行能够直接在整个欧盟销售服务,而伦敦金融城金融服务业的增长则是水到渠成——伦敦公民压倒性地反对英国脱欧亦是如此。

但现实是让伦敦成为金融服务枢纽的大部分优势即使在英国脱欧后仍然存在。而失去护照便利的损失可以通过在欧元区内(如都柏林、法兰克福或巴黎)建立分支或“桥头堡”抵消。因此,伦敦金融服务业可以承受英国脱欧,尽管保持此前的活力希望不大。

事实上,不管英国与欧盟谈判什么条件,其增长模式都有可能必须改变,其中一个可能性是通过复兴制造业实现。英国制造业衰落已有好几十年,复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英国不成功地实现再平衡,英国脱欧的长期成本就有可能显著高于当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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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的扩张——它能带来为数甚少但收入极高的工作岗位——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收入不平等在英国比在欧盟其他地区更加明显。而不平等性助长了对全球化和所谓“建制精英”的普遍不满,这正是英国脱欧阵营取得胜利的原因。

照此看,英国的欧盟成员资格的一个主要经济好处最后导致了它拒绝欧洲工程。问题在于因为英国脱欧而变得势在必行的经济变革是否能为英国工人带来“脱欧”阵营许诺的好处。答案还远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