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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一个开放经济体

发自米兰——“开放”这个词拥有两个相互关联但截然不同的含义。它可能意味着某些东西不受限制,易于获取,却又较易受到侵害;或者可能意味着某个个人或者机构行事光明磊落,从不鬼鬼祟祟。

第一个含义通常适用于贸易,投资和技术(尽管大多数定义并不会将机会等同于易受侵害性),这些因素总是在推动结构性经济变革,特别是在就业方面。而这类结构性变革有时会同时具备得益和破坏的双重属性,对此政策制定者们一直以来都奋力想在抽象的开放原则和具体措施之间找寻平衡,以避免变革所导致的最恶劣影响。

幸运的是,学术研究和历史视角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们明智地应对这一挑战。以北欧小型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例,这些国家往往倾向于开放,而且理由也相当充分:如果不开放,它们就得被迫让本国经济中的可交易部分实现过度多样化以满足国内需求。但这会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因为狭窄的国内市场将阻碍它们在技术,产品开发和制造方面实现规模效应。

但这些国家的开放性也提升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构建强大社会安全网的经济和政治必要性。社会保障政策对小型专业经济体来说倍加重要,因为整个经济体往往会因某个贸易部门遭遇外部冲击而陷入困境。

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中小型经济体就曾经实施过导致其贸易部门过度多样化的保护主义政策。但随着国际贸易和专业化程度的增长,其国内生产的商品(如汽车)相对于进口商品的成本变得太高,消费者无力承受。1980~90年代时这三个国家都开始实施开放政策并经历了艰难的结构转型,提高了生产力,也为民众和消费者带来了广泛的益处。

即便如此,取得平衡也并不容易。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易受“荷兰病”影响的资源丰富型国家——某个强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会推高本国币值,进而挤压其他行业。这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多样化程度不足的持续关注,因为这会使这些国家容易受到全球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对就业构成挑战。

我们一般倾向于将结构性调整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联系起来。但其实各国内部的工业活动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并催生了地方和区域层面的挑战。比如在迁移到亚洲和其他较低成本地区之前,一度高度集中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品生产就曾大量转移到南部地区。

1954年,当时还是参议员的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长文,文中将企业迁出新英格兰地区的沮丧情景归因于南部各州的税收补贴。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会导致过度的产业流动性,令经济效率降低,因为企业只会一味追求利润而罔顾迁移对某个社区造成的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无底线竞争,肯尼迪呼吁不要进行自由贸易,而是制定一系列可以令贸易更加公平高效的规定。

事实上,结构性变革对于动态效率的提高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制定政策,确保投资和经济活动是基于真正的比较优势,而非短期的“以邻为壑”型激励机制。这在结构性变革狂飙突进的时期尤为重要。由于供给侧调整往往是缓慢,痛苦且昂贵的,所以不应该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贸然进行。

然而像那些完全错失了贸易利益的封闭经济体一样,存在重大制度或政治性结构变革障碍的开放型经济体也会表现不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许多开放的经济体未能适应新的技术和贸易格局。政策制定者经常试图去阻止变革发生,却不知阻止变革虽然可以保护现有行业和就业岗位,却也极大阻碍了投资并最终伤害了增长和就业。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可能阻碍变革。正如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所观察到的那样,结构性变革所承诺的长期增长红利并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眼下或近期状况的担忧,特别是在那些半停滞的经济体中。如果你只能靠打白条来改变现状,就得准备好面对极大的政治和社会阻力。

倘若结构性改革未能有社会保障改革相配套,也很可能会失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2003年发起的“2010年议程”改革方案是这种多管齐下手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对于施罗德来说这最终被证明是场政治上的冒险,因为他在2005年未能实现连任。

改革如何排序也相当重要。比如说低迷经济体的在职人员会比繁荣经济体的人将更加关注社会保障改革。在低产出高失业率经济体中,对结构性改革的政治抵制——特别来自年纪较大的职工——将会更加强硬,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丢掉工作显然日子更难过。

一般来说,政府不应在成功利用财政和投资导向的政策推动经济发展之前推行结构性改革,因为按此顺序执行政策将有助于减少政治上的阻力。目前看来,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幅度不大但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令人不禁猜测政策制定者会否利用这个机会来寻求必要的改革。

最后一个值得铭记的教训是,结构性变革不仅仅是增长的一个不利副作用以及新就业机会和新经济部门的创造;相反,它是这些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从那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身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增长方案涵盖包括开放,现代经济部门,贸易,高投资水平以及不断扩大的人力资本基础。这些国家也未能摆脱结构性迁移和收入分配挑战,但是它们的转型速度更快也更少痛苦,因为无论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有形和无形资产方面都不乏投资。

发达经济体在这方面也大同小异。投资的全面增长可能无法解决所有的收入分配和结构调整问题,但它肯定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并减少结构调整中的经济和政治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