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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风险和收益

纽约—对新型号四场经济体的一个定义是它的潜在风险比发达经济体高而政策信誉比发达经济体低。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着强健的增长,这一定义已经过时;如今,部分受经济政策信誉降低和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影响,这一定义似乎又与以往一样中肯了。

比如所谓的脆弱五国: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和南非。这些国家不仅都存在经济和政策疲软(财政和经常项目双重赤字、增长减缓、通胀抬头、停滞不前的结构性改革),还都将在今年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其他许多新兴经济体——乌克兰、阿根廷、委内瑞拉、俄罗斯、匈牙利、泰国和尼日利亚——也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或社会不确定性和民变。

而这一名单还没有包括动荡不已的中东,利比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为民怨沸腾之冬;叙利亚内战猖獗,也门也在酝酿内战;而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组成了一个连成一片的动荡之弧。这一名单也没有包括中国及其众多邻国(包括日本、菲律宾、韩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纠纷所导致的亚洲地缘政治风险。

新兴市场乐观派看来,工业化、城市化、人均收入增长以及中产阶级消费社会的崛起应该能够提振长期经济和社会政治稳定。但很多国家目前正饱受政治动荡困扰,包括巴西、智利、土耳其、印度、委内瑞拉、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和泰国。在这些国家中,走上街头设置路障的正是中产阶级。类似地,在伊斯兰教势力夺走权力之前,在阿拉伯之春中一马当先的也是城市学生和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