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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绿色原教旨主义

波尔多——气候学和其中有关全球变暖方面的研究是现代科学相对较新的分支。尽管这项研究历时较短,但已经达成了明确的共识: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方式,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但是我也相信某些领域内显露出来的原教旨主义做法已经越过了忍耐的限度。原教旨主义者怎么能在全球数以亿万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仍然过着赤贫的生活并迫切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鼓吹用限制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1972 Hoover Dam

Trump and the End of the West?

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生活在贫困地区的群众有权享受经济发展,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生产粮食、使用清洁水源、建设住房、并享受医院和学校带来的所有福利。这些都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停滞于事无补,它们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变成现实。

二十世纪初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或城市。今天上述比例已经达到二分之一——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为33亿人——而城市居民的比例预计会在2050年达到70%。到那时,城市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发展难题。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降低能耗和改善生活质量要求我们缩短城市居民的通勤距离。

法国有句俗语叫涓涓细流汇成大河,在我看来这恰恰抓住了通过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战略实质。作为城市交流组成部分的区域措施从长远看可能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因此我极力鼓励能够放眼全球的地方性倡议。

欧盟成员国未能成功完善应对全球变暖的后京都国际体系是去年十二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议题之一。幸运的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占温室气体排放量80%的110个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和巴西——已经同意支持哥本哈根协议。

但关键还是要再接再厉。我们必须保证未来的气候变化会议,比如说今冬的坎昆峰会,能够充分地将善意声明转化为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的国际协议。

哥本哈根协议设想世界工业化国家通过3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其他必要调整措施,援助计划的金额从现在到2020年这段期间将增加到1000亿美元。但协议未能明确规定将由谁来承担上述开支。

反之,协议内容局限在回应普遍接受的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百万分之四百五十,以及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2°C以内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是否现实?如果不现实,我们必须记住《斯特恩报告》的警告,现在不采取措施将使未来付出的代价更加昂贵。

平等对待参与气候变化政治进程的所有国家的原则能够确保欧洲仍然能发挥相当的影响力。现在与哥本哈根时期相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当时的重点是在对全球变暖负主要责任的国家之间达成协议。

如果我的祖国法国在征收碳税的问题上含糊其辞,不能为发展中国家树立好的榜样,那么也许是时候把国内碳足迹与欧洲二氧化碳交易系统联系在一起。但令人难过的是配额与税收相结合的解决方案无法迅速地产生结果,朝着低碳甚至是无碳经济立即迈出坚实一步的愿望很难变成现实。

哥本哈根会议后,绝大多数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都已经制定了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与此同时,衡量和评估排放量的全新机制也已经到位,这样就可以在各国之间进行明确的对比。接下来还要完成的就是以对所有国家公平、并且便于管理的方式共同分享上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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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能否在坎昆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们能否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联合国合作计划(REDD计划)缔约国间实施合作机制,从而防止森林砍伐,并鼓励技术和资金转移?

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但多亏哥本哈根以来取得的进展,尽管完成任务或许难度很大,许多国家仍然会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来参加坎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