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之后的环境保护

伦敦—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是悲惨的、令人愤怒和难以言表地悲伤。对于环保主义来说，这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直到几天前，气候变化仍是全球议程的重中之重，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为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未来指明了道路。但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鲁莽决定入侵主权国家并威胁进行核战争，暴露了国际规则和多边治理架构的弱点。很难相信全球环境措施有机会在如此脆弱的系统中取得成功。

引人注目的是，从事环保工作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战争开始一周后，联合国称赞一项关于一次性塑料的重大协议是地球的“胜利”。但此类协议依赖于主权民族国家的相互承认——而这正是普京提出质疑的原则。

这场战争还危及通过全球合作改造能源系统的措施。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急剧上涨正在考验政府和公司的善意。许多欧佩克供应国正在寻求从这种情况中获利，而不是帮助减轻冲击。是的，高昂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以及对俄罗斯等石油国家的依赖所隐含的显而易见安全风险，很可能会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变。但即将到来的经济动荡将阻碍投资，绿色能源可能陷入与军工联合体争夺公共财政的局面。

这些发展对当代环保主义构成了重大挑战，后者仍然是一个年轻的知识框架，很少需要处理地缘政治问题。环保主义植根于 1960 年代的和平主义反资本主义运动，在 199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地球峰会上制度化，出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协议充当环境运动的支柱长达 30 年，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后苏联世界秩序的纪念碑。

理论上所有国家都可根据环境目标问责，对此感到满意的活动家和环境机构将精力集中在私人和公共行为人的掠夺和非法行为上。他们将基于规则的系统视为理所当然，根据基于科学的目标制定全球路线图以求实现预期结果。有一段时间，这种政治中立的做法让每个人都回避了极权国家所实现的成果是否可以接受的问题。但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环境目标不能再与定义国家权威的权力来源分开考虑。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为例。大多数环保组织已经动员起来支持“30x30”目标——到 2030 年保护 30% 的陆地和海洋区域。但保护自然需要的不仅仅是宣传。它最终取决于国家的监管权，国家对领土行使主权，必要时使用武力。事实上，“领土”（territory）的拉丁语起源不是名词“土地”（terra），而是动词“恐吓”（terrere）。直到最近，这种区别还显得很迂腐。不再是如此了。保护取决于国家权力，所以我们谈论的是哪种国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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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限于普京对帝国的幻想。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7 年首次访问达沃斯时，说中国政府是为全球环境管家时，赢得了掌声。中国的“生态文明”被誉为全球环保领导力的典范，而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一个漠视个人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工程。但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将暴君抬高为环保英雄的危险。如果没有法治和对人类尊严的保护，环境承诺根本不值一提。

传统西方环保主义向来所抗议的秩序，现在必须捍卫它。问题是它为这一任务是否做好了准备，甚至是否具备了条件。德国总理朔尔茨显然认为，没有必要先咨询他的绿党执政伙伴，再批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大幅增加德国军费开支——两个改变范式的政策变化。

此外，世界各国政府制裁靠普京发家致富的俄罗斯寡头，而我们不应忘记，许多环保举措也受益于极权政权创造的财富。例如，威廉王子的“地球奋斗奖”（Earthshot Prize）获得了阿联酋企业巨头和中国富豪的资助。

现代环保可能需要反思方法。随着东欧战事渐酣，很显然环保运动已不容忽视政治权力的性质。如今，捍卫自决和政治机构必须成为环保行动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