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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缺乏病和过剩病

柏林—“缺乏病”源自贫困,“过剩病”则与丰裕有关。每种分类下的许多疾病都是可以避免的,但阻止这些疾病需要我们的医学方法发生革命性变化。

缺乏病可以避免,是因为贫困可以避免。我们已经拥有了消除极端贫困的技术知识,只要通过共享信息、培养相关技能以及再分配小部分经济资源就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之所以没能克服缺乏病,不是因为缺少知识,而是因为缺少意愿。正是这一不情愿,而不是疾病本身,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相反,过剩病——如肥胖、烟草相关疾病、抑郁症、糖尿病和多种癌症——是因为丰裕的生活方式导致我们生病。这些疾病也是可以避免的,但同样,我们缺乏征服它们的意愿。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医学方法从根本上出了错。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缺乏病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处理。

问题在于,现代医学主要关注点在治不在防。自己选择怎样生活应该是人的权利,但如果人身患重病,卫生系统——医生、医院管理者、保险商、医学研究者壹基金众多非医支持人员——应该治愈他们。

如果用飞行安全打比方,这就好比我们允许任何人开飞机,不管他有没有执照,并且也不会监测安全设备。如果发生坠机,飞行安全人员会竭尽全力拯救伤者,考虑到伤情,这会极其昂贵。

但在实践中,飞行安全措施几乎完全集中在预防事故发生上。飞机必须定期保养。天气信息随时更新。飞行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要接受严格的正式安全培训,并严格执行规则以确保飞行员不会疲劳或酒后驾驶。飞行行业还有许多其他安全措施,大部分为自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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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有重大飞行事故都会有国家机构进行调查,并公开调查报告。飞行员通常能够免于起诉。飞行行业同等对待每一位乘客的安全,不管他们的飞机票价格多贵。机票价格的不同体现舒适性和娱乐设施的差别,而不是安全的差别。

现在,假设我们将飞行安全方法应用于医疗。每个人都会得到定期的强制性体检,并能保证获得关于健康生活的信息。此外,所有人都要接受关于如何保持健康的严格训练,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保护个体健康的规则严格执行,家中、职场和其他场合都有自动健康安全检查。

与此同时,国家机构将调查所有重大死亡事件并公布报告。医生就像飞行员,可免于起诉。最后,卫生系统平等对待每个人的基本健康,不管你为医疗付了多少钱。个体健康支出的不同体现舒适性和愉悦性的差别,而不是治疗差别。

要形成健康导向的医疗思维,而不是目前大行其道的医疗就是治病的观点,用德特雷夫·甘腾(Detlev Ganten)的“健康公式”作为指导是大有裨益的:你的健康取决于个体生物学、环境和行为。

和大部分深邃洞见一样,甘腾的公式看起来是如此显而易见。关键是,它将健康理解为一种状态,当我们在所处环境中的行为符合身体需求,就能达到这种状态。因此,一切让我们的身体不适应环境的行为都是不健康的。一切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行为不适应身体的环境也是不健康的。

一旦我们牢记这一健康公式,就能用新眼光看待医学。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关节炎、痛风、烧心和胆结石,以及乳腺癌、肠癌和前列腺癌,通常是因为肥胖和压力所致。肥胖通常是久坐伏案和娱乐习惯所赐,而这些习惯又源自我们建造办公室、学校和城市的方式。因此,解决过剩病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们改变常规做法——比如经常健步走,定期运动,坐设计合理的椅子,避免含糖食物等。

与此同时,压力往往是因为职场不安全和去权、失业、无家可归或拙劣的社会关系所致。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政府政策和公司战略都会产生影响。比如,让工人掌握每日工作日程,推进合作工作文化,以及职场正念训练都能降低压力,有助于公共健康。

当然,药物、医生和手术室仍将在这一卫生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重要性不如充分遵守所有安全检查——正如救护车在坠机事件后的作用一样。相反,我们应主要关注如何打造我们的生活,为家庭和朋友树立榜样,如何教导子女,以及我们为工作和休闲活动创造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尽管全民医疗仍然非常必要,政府仍然需要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一角色主要在于预防。

同样的预防方针有助于世界最贫穷国家克服缺乏病。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应该注重消除极端贫困,打造促进健康的社会环境、习惯、预期、价值观、规范和法律。

这是富国和穷国都适用的新医学观,我们的卫生系统仍然过度集中在治病上。将关注点转向预防,同时让我们的环境和行为适应身体需要,我们就能开启一个医学新时代,克服各种可避免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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