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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新经济秩序

发自香港——自二战结束以来,经济事务上的优先次序都相对清晰。最顶端是创造一个开放、创新和充满活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原则上)所有国家都可以茁壮成长。第二层——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比较遥远——则是产生充满活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国家增长模式。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了。

事实上,一个逆转似乎正在进行。实现强大的包容性国家级增长以复苏陷入衰退的中产阶级,重启停滞的收入,以及遏制高青年失业水平等事项如今被置顶。那些关于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全球经济中的四个关键性流动因素)的国际互利协议只有在它们能加强(或至少不破坏)推动最高优先级事务的进展时才算是合理的。

这种逆转在6月初露端倪,英国人——包括那些从现有的开放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获益良多的人——基于所谓的主权原则最终投票决定脱欧。在他们眼中,欧盟机构会损害英国促进本国经济,规管移民和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

类似的观点令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大受鼓舞,其中许多人认为超国家协议应该排在本国繁荣之后。实际上,在目前的配置下,欧盟确实令其成员国政府在满足公民不断变化的需求时缺乏政策工具 ,因此也容易沦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