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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的悖论

巴塞罗那—最近的英国大选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了民族身份问题如何左右着欧洲政治格局。持有左倾身份政治观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在苏格兰重挫工党,让保守党赢得议会绝对多数。首相卡梅伦的政府——卡梅伦一直关注英国身份而非英国和欧洲的共同身份——将毫不迟疑地举行关于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内的结果难料的公投。

几十年来,欧洲政治争论大多集中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上。保守派支持通过私人部门驱动的经济、自由市场、低税收、削减政府支出和限制公共品。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支持私人所有权经济、市场、欧洲一体化和增加贸易,辅之以带巨大的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的某种程度的公共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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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体系中,政党在经济政策的细节上有分歧,但总体上都认同民主价值、欧洲工程以及适应和管理全球化的需要,而不是全盘否定。但是,随着身份吁求的日渐成功和种族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局面正在改变。二十世纪中早期的幽灵正在死灰复燃吗?

该问题对欧洲特别重要,但从全球范围看亦不可等闲视之。比如,在中东,身份政治正在以最邪恶的形式展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混乱而暴力的冲突,伊斯兰国的崛起就是明证。

忠于观念身份(perceived identity)可以包括丰富的无害内容,比如推动地区语言。身份政治的问题在于它将“我”族和观念上的“他”族对立起来——这一方法很容易导致沙文主义、不公平歧视和公开对抗。

欧洲身份政治死灰复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全球化限制了国家或民主的经济控制力。事实上,全球经济深度互联,世界市场强大无比,国家政策破坏高度流动的资本流的空间非常小。

全球化帮助推动了总体繁荣,但获益最多的是新全球精英。与此同时,拜新技术或来自其他地区的更低成本工人的竞争所赐,许多欧洲人面临着更大的经济不安全。除非他们能够升级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某些情况中,还要进入新的行业和地区——否则他们的经济机会将受到限制。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目前陷入高失业的国家,这些劣势群体的规模特别巨大。

但即使相对较繁荣的人群,也对全球化的某些特征十分不满。他们可能反对用他们的税收“补贴”与他们身份不同的穷人,比如移民、操法语的比利时人、南法意大利人或希腊人。

当问题来到贸易保护主义、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时,极右翼和极左翼持有相同的观点。比如,在法国,许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支持者是30年前共产主义的支持者。此外,国民阵线的经济计划也确实和左翼阵线(Left Front,由法国共产党和左翼党组成的选举联盟)十分相似。

当然,对于移民和人权问题,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传统阻止了极左翼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但是,考虑到这些政党正在与极右翼争夺同一批幻想破灭的选民,它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人道主义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阻碍,这也许解释了极右翼最近在选举方面更加成功的原因。

与此同时,身份驱动的政治运动的兴起对欧洲传统政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主流保守派——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富人经济利益的奴隶——必须设法表现出民粹主义,但在移民和人权问题上又不能太像他们的极右翼竞争对手。卡梅伦成功地取得了这一精妙的平衡,因此得到了选民的奖赏。美国的主流共和党饱受党内极端力量的压力,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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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左翼政党,任务更加艰巨。它们必须向选民勾勒现实的经济计划——对市场友好,对国际贸易持开放方针——同时承诺人口中60��70%的较贫困人群获得实在好处——不难理解,他们因为无法取得经济进步而感到不满。如果左翼政党的经济政策被认为只是右翼日程的减弱版抄袭,较贫困人群就会倒向沙文主义力量及其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后果的虚假承诺。

即将到来的西班牙、土耳其、丹麦和葡萄牙选举——更不用说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了——将让上述各国面临自身的这些挑战。特别是,左翼必须捍卫平等和民主原则,同时找到办法管理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包括通过国际合作。一个大悖论是,如果身份政治继续崛起,政府将更加无法解决助长身份政治崛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