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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我的资产?

伦敦—在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 。但是,这个妇女解放观点在最近经受了一个具有讽刺性的纠结。正如一位不知名的美国妇女为使其进行整容手术的决定合理化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在生命中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天能展现给这个世界看到的是…我就是我的一切。”

法国评论员赫尔·加文(Hervé Juvin)在他2005年的黑马作品《身体的起源》中赞扬了这种新态度。整容手术,生物芯片植入,穿耳——所有这些都颂扬着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独特的财产这样一种观念。同时,加文声称,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体,所以财产突然变得民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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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见证了启蒙运动的直线进步、世界和平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平等的梦想彻底破灭的时代。与对有组织宗教的广泛的敌意——这种敌意表现在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上帝的错觉》这样极受欢迎的作品中——一起,对社会理想的失望意味着我们转向内在的东西。由于缺乏对永生的信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应该被用于今生,这个身体。

 长寿是我们的希望,永葆青春是我们假象的权利,身体没有起源或限制的神话是我们的新信仰。这可能是为什么能经常看到政府积极的推进干细胞研究以及其他形式的医学进步的原因。生物技术工业在国家的允许和支持下蓬勃发展,因为它们为作为我们终极价值对象的身体增加了附加的价值。

确实,对身体无限的更新并不局限于通过整容手术进行的表面的修补。器官结构的外部代替品可以通过外科手术进行移植,这突破了身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同时,从人体取出的组织以干细胞群、卵子和其他“产品”的形式像普通的商品那样进入商业领域进行买卖。

美国法学教授詹姆士·博伊尔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与历史上的圈地运动相类比的方式,来掌握身体成为买卖对象的方式。在18世纪的英国,原先是公共资源的土地被私人所有者“圈”起来了。从封建式的对所有权转让的法律限制以及使用公共土地来放养家畜的土地共有人所有的传统权利中解放出来,土地所有权现在可以被卖掉用来筹集资金,这有助于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

博伊尔认为,在现代生物科技中, 从前不进行买卖的东西——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商品化的东西——正在被例行公事地私有化。五个人类基因中就有一个被申请专利,即使人类基因组被认为是我们共同的遗产。虽然博伊尔没有提到一个最新的发展,但是,在分娩的最后阶段收集的脐带血现在被储存在营利性的公司作为潜在的——虽然不太可能实现——婴儿干细胞来源。

在生物医学中,一系列案例已经产生了强大的将身体及其组成部分的权利从个人“所有者”转移到公司或研究机构的动力。所以,身体已经进入了市场,像土地那样成为资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从中收益,这些益处也并不比从土地上被驱逐的农民在农业圈地运动过程中致富要多些。

当知道五分之一的人类基因组被大部分是私营公司的申请者申请了专利时,许多人感到震惊。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吃惊呢?毕竟,女性身体在多个世纪里,在许多国家,都是受各种财产所有形式支配的。

当然,女人的身体被用来销售从汽车到流行音乐的所有东西。但是,从雅典之后的法律体系开始,女性的身体组织就被以很深刻的方式物化和商品化了。虽然,男人也曾被作为奴隶成为所有权和买卖的对象,但是,大体上,即使在不存在奴隶制的社会里,女人也更可能被看作是商品。一旦女人已经同意了最初的婚姻“合同”,她就没有权利从性关系中收回其同意——从来都是如此。

这种情形和习惯法为那些对从其身体上取下的组织主张所有权的病人或者寻求限制生物技术巨头的人类基因专利的行动主义者提供的可怜的法律救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现在,所有的身体都被认为可以“公开取得”,就像一直以来女人的身体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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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自由的攻击只有在当它开始实用于男人的时候才被认识到。人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注意到在干细胞技术中需要大量的卵子:我称之为“女性不见了”现象。干细胞争论通常似乎是以只有胚胎才重要这样的假设为前提的。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卵子是“治疗性克隆”的关键部分。与此对照,影响了男女两个性别的基因专利申请,已经(正当地)导致产生许多学术研究论文和激烈的大众辩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对共有基因或身体组织的圈地行为有将身体的物化和商品化扩大到男女两个性别的的危险。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女性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女性化的身体。不是在我们身体上拥有投资,而是我们都冒着成为资产的风险:我的身体,但是是其他某人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