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yptian President Abdel Fattah el-Sisi meets with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MF Christine Lagarde Egyptian Presidency Press Office/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经济学家应该做道德评判吗?

布达佩斯—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布达佩斯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劳动经济学博士研讨班。在班上,我们讨论了匈牙利政府的聚焦于长期失业的机制是否有效,我们给参加研讨班的博士候选人提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

但在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心烦意乱,觉得专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大概应该重新评估他们的研究工作所需要考虑的道德和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对于假公济私、腐败或不民主政府等问题,哪怕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建议,也必须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吗?

诚然,减少长期失业有助于缓和社会上的邪气,有望确保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但改善经济表现也可能巩固坏政府。这正是一系列国家的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难题,包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波兰等。没有理由认为西欧和北美“民主心脏地带”的经济学家未来不会面临类似的难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家为他们的技术性工作提出了三个不同的道德和政治依据。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依据是简单假设“当权者”(他们的工作的最终接受者)是“仁慈的独裁者”,即凯恩斯所描述的模型(尽管凯恩斯没有把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官僚视为独裁者)。

20世纪70年代,这一辩护收到了西方政治谱系另一端的经济学家的挑战,他们指出,官僚无非是供方游说团体(supplier lobby),彼此无甚区别。这一角色意味着他们总是想要扩大自身的个体和集体重要性,不管这是否有利于社会收益最大化。这一假设促使经济学家成为“干预怀疑派”,对于一切没有显而易见的监管需要的问题,都偏向于市场方案。

在这两个立场之间,大部分经济学家信奉的假设是,不管官僚多么自利,他们都要受到民主正科的监督,而民主政客自身的私利则是通过让选民满意而获得连任。根据这一观点,只要经济学家针对政策问题的技术方案的接受者是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官员,就不会有政治或道德上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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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是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经济学家,也可以怀着同等清白的良心做出最佳技术建议,因为他们相信,引入更多市场决定的结果能给计划经济带来效率,提升个体自由。哪怕是苏联也不例外,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掌权后是如此。

但如今,几十年来第一次,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给坏人好建议的道德后果了。他们不再或免于许多其他职业必须面临的道德困境——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设计弹道导弹或其他武器系统的工程师。

经济学家所面临的这一新难题也许在豢养对公共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官员的国际金融机构内最为尖锐,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

苏式共产主义崩溃后,国际金融机构认为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以及中国)各自走上了接受民主和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之路,承认它们的地位。但如今民主滑坡情况屡见不鲜,经济学家需要搞清楚对极权国家有益的东西,对人道是否也有益。这一问题对中国和俄罗斯尤其重要,它们规模庞大,足以让世界实力平衡朝不利于民主的方向变化。

基于此,民主应该试图限制极权体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应该将它们排除在外。但在此必须区分两类国际机构:让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敌对的国家更容易共存的规则制定机构;以及打造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某些成员的经济和政治收益能够“溢出”惠及更多成员的组织。

在国际金融组织中,世贸组织属于第一种类型,就像国际政治机构中的联合国。另一方面,欧盟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的显著例子。而IMF、世界银行和许多联合国机构则处于两者之间。

从这一分类触发,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济学家在为极权体制做出建议时可以遵循的指南。让极权政府避免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建议或见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具备道德可接受性。毕竟,丘吉尔有句名言,“滔滔不绝”比“战争不休”要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研究中东国家之间如何最好地共享稀缺的淡水。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在为极权政府研究或提供有明确政策影响的建议是必须慎之又慎。经济学家不应该帮助极权体制获得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或节约资源,从而有利于它们的邪恶目的。这也许意味着不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供如何减少长期失业的建议。

不消说,每个例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家需要自己做出决定。在过去,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可以接受极权主义。但作为一个职业,将经济分析转化为实践所导致的道德后果不能继续忽视了。

http://prosyn.org/Ro6IG6d/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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