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员私人资本参与气候行动

发自北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实施气候行动的必要性比以往认定的更为紧迫，同时必须包括从改善监管到持续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举措。但如果缺乏大规模的长期“耐心”资本——这类资本只有机构投资者有能力聚合起来——就不可能足够快地转变能源系统，以减轻对生态，经济和社会所构成的风险。

从技术上讲，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保险公司——拥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气候变化，其中一些机构也正尝试将其投资组合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仅在经合组织国家，机构投资者就控制着约值92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多边金融机构和政府年度官方发展援助仅相当于前者规模0.16％ ——大概1450亿美元。

但身为商业参与者，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财务回报的最大化。即使有些机构将碳密集型企业清除出了自身投资组合，它们也会普遍认为投资新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在新兴市场）风险过高。

为了资助包括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多边金融机构已承诺会从私人投资者处动员资金。而这种动员主要通过所谓的混合融资进行，即多边金融机构和其他公共金融机构利用自有资金去笼络私人融资。但机构投资者基本上都没有参与过各类多边混合融资项目，也使之无法达致足以影响气候变化的规模。

那么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从机构投资者那里筹集到所需资金？斯坦福大学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对此就建议关注全球金融业近期的三大进展：

首先，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正逐步减少对金融中介机构的依赖。一直以来机构投资者都会将其投资外包给各个投资管理公司，并按季度评估后者的业绩。但基础设施（包括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期限往往会长达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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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合融资的角度来看，传统金融中介机构的短期偏好构成了机构投资者与多边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瓶颈。因此这类中介机构的消亡可以为机构投资者与多边金融机构之间的直接合作提供新的机会，使前者能更多地关注长期资产投资。

其次，许多机构投资者正在建立协作平台以分摊在交易采购，尽职调查和投资流程的其他阶段的成本。每一个这类平台都代表着规模巨大的长期资本。但除了少数情况之外，平台并未涵盖多边金融机构。

第三，出现了一批可以高效动员私人资本（包括机构支持者）的新型本地战略投资者。在过去十年中至少有20个国家建立了由国家出资赞助的战略投资基金，与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其他国家还建立了绿色银行，而90％的私人气候融资投资都被投入到资本所在国的事实则反映了这类银行对本国事务的重点关注。

而那些成功动员私人资本的战略投资基金的架构与私人投资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强调投资决策过程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其董事会和董事会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大多具备财务和业务专长。诸如印度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这样的基金主要由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持股只占少数。

这些战略基金由从私营部门招募的财务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主要投资于股权，并在构建和安排新交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它们与当地政府和商业网络相关联，因此可以有效降低本地风险。

相比之下，多边金融机构倾向于强调其董事会中的国家代表性，导致其董事会针对相关经济部门所具备的财务专业知识相对较少。在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层面，多边金融机构的私营部门分支往往拥有覆盖广泛领域的专业知识。尽管如此，多边金融机构董事会——与其私营企业不同——通常不会构建一个宏观投资政策或将个别基础设施项目的决策委托给独立的投资委员会；相反，他们会自行决定资本配置。

鉴于多边金融机构的官僚架构和大多繁琐的程序，机构投资者往往对其持怀疑态度。 机构投资者通常认为多边金融机构投资规模过小，风险太大或盈利不足，他们担心一旦出现问题多边金融机构的官僚架构会拖延问题的迅速解决。

尽管多边金融机构已经扩大了他们为投资者提供的风险缓解措施，但它们绝大多数仍然是债务提供者。更关键之处在于它们在基础设施资产方面投入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股权投资者经常在构建和安排新基础设施项目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债务和风险缓解的提供者通常只会在项目拿到全套批文并确认为“可融资”后才会介入。

为了实现调动私营部门资本的目标，多边金融机构需要参与机构投资者的合作平台并打消这些投资者的疑虑。这意味着要去帮助他们评估和降低需要绿色基础设施的新区域和部门的风险，并与当地战略投资基金和绿色银行妥善合作。

通过发展自身评估和承担商业条款风险的能力，传统上厌恶风险的多边金融机构可以更有效地与机构投资者展开接触。通过建立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进行股权投资的能力，多边金融机构可以提升其在基础设施投资周期相关阶段与机构投资者对接的能力。

简而言之，为了有效地调动机构资本，多边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需要向私人投资组织靠拢，即使是为了履行政策定义的任务。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经合组织建议多边金融机构可能需要在内部实现文化变革才能更有效地动员私人资本。但如果我们要遏制气候变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可能是多边金融机构调动机构投资者资本实现足够规模效应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