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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必须在难民问题上起领导作用

费斯—2012年以来,有1,200万多移民和难民抵达欧洲、中东和北非。结果带来了一场不断升级的政治和人道危机——以及关于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的日益激烈的争论。

在欧洲,这场争论的特点是异议和分歧,英国最近投票脱离欧盟就是明证——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拜英国人过度担心移民所赐。欧盟成员国无法就如何捍卫外部边境形成一致,更不用说如何处置已经到达的难民了,因此,形成有效统一的应对措施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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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难民争论也不遑多让,并且“中气”十足。人口650万的约旦容纳了140万多移民(大部分是叙利亚移民)。黎巴嫩有150万叙利亚移民,相当于全国人口470万的近三分之一。土耳其人口7,500万,现在收容了270万叙利亚难民,其中大约30%生活在22个靠近土叙边境的难民营中。

这些难民大部分来自中东——特别是叙利亚,也有的来自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因此中东地区承担了绝大部分难民负担亦不足为奇。但并非所有中东国家都尽了力。

坐拥巨大的石油财富的海湾国家几乎没有接收难民;他们辩称自己并非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缔约方,因此没有义务接收难民。比如,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阿联酋只接收了略多于200,000叙利亚人。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允许叙利亚难民入境,但不给予入境难民支持;这些国家也没有难民营。

与此同时,它们的邻邦不堪危机重负。约旦的社会福利预算已接近破产,刺激着社会紧张。约旦和黎巴嫩学校在难民到达前便已拥挤不堪;现在更是近乎崩溃。即使是在约旦和黎巴嫩工作的难民,也在制造问题,因为他们在不经意间压低了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工资。土耳其政府提供了80亿多美元援助;相反,欧盟在去年11月承诺给出的32亿欧元援助只兑现了一小半。

难民接收国已经精疲力竭,因此,毫不奇怪,不管生活在难民营还是赤贫社区,难民的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得不到生活便利设施和卫生设施。数十万难民处于失业状态,包括其中技能最高的群体,他们的资质常常得不到承认。结果,强迫劳动、奴役、卖淫和社会排斥日益兴起。

将移民基本限制在中东至关重要——至少要防止他们因为试图偷渡到欧洲而淹死在地中海。去年3月,土耳其和欧盟达成协议,到达欧盟的非难民移民间遣送至土耳其,这一协议很有裨益,有助于大幅降低到达希腊的移民数量。

但还有许多事需要完成——其中中东国家应该起到领导作用。最紧迫的是,富裕的海湾国家应该为接收最多数量难民的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使后者能够改善寻求安全的难民的生活条件。接着,为了制定能够保持各国稳定和确保难民获得足够保护的解决方案,需要整个地区的政府以及私人部门和公民组织之间进行更深度的合作。

问题是中东尚未就如何应对危机形成一致,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社会。为了打破这一僵局,需要有一两位行事果断、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让国民了解他们的国家有法律——以及也许更重要的,有道德责任接受难民。保护穷人福利的伊斯兰教传统能够提供启发公民做出自己贡献所需要的叙事和合法性。

在拙作《北美和欧洲旅居穆斯林的新地平线》(New Horizons of Muslim Diaspora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中,我反驳了一个传统智慧——移民和难民是中东安全与发展的威胁。正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中东的移民能够为接收国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我们只需要让他们释放潜力。

最重要的是,难民的基本需要必须满足。体面的生活条件——包括住房、营养和医疗——必须保证,除此之外还有教育和就业机会。

但是,如果继续由少数国家承担全部负担,满足难民需要几乎不可能。因此,中东地区需要制定一套机制在各国之间更加公平地分配难民,类似于欧盟的配额制度。避难申请处理必须实行流程标准化和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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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所有这些都得到实现,如果叙利亚不恢复和平,中东失败国家的秩序得不到重建,真正可持续的难民危机解决方案也不可能达成。因此,该地区政府在遏制作为危机根源的暴力和动荡方面扮演更大更积极的作用至关重要。

我们决不能坐等外部力量解决我们最紧迫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必须大力投入资源实现周边稳定(包括通过成功实现叙利亚和平进程)和提高全体公民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