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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悖论

坎布里奇—很少有经济体表现出像墨西哥这么大的悖论。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危机后,墨西哥采取了果断的改革,理应让它走上高速增长之路。它采取了审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政策自由化、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投资于教育,并实施创新政策消灭贫困。

从很多角度看,这些改革收到了成效。宏观经济实现了稳定,国内投资占GDP之比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近三年。也许最显著的收益在对外部门。出口从占GDP的5%大涨至30%,外国直接对���投资占GDP之比增长了两倍。

但关键的指标——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却令人非常失望。1996年以来,人均经济增长平均水平大大低于1.5%,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如果说要寻找一个注定要成为经济发展新主流的模范国家的话,那一定是墨西哥。然而这个国家却连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赶不上。原因何在?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墨西哥经济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一问题被称为“两个墨西哥”。大部分墨西哥工人仍然在“非正式”企业工作——特别是那些员工得不到薪酬合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率只有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型现代企业的几分之一。

令人震惊的是,在墨西哥自由化改革期间,这一两极分化反而恶化了。作者之一(莱维)的研究表明,非正式企业吸收的经济资源比重越来越大。1998—2013年,非正式部门累计就业增长高达115%,而正式经济只有6%。在资本方面,非正式部门的累计增长幅度为134%,而正式部门为9%。

墨西哥并不缺少经济活力。大量新企业是就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这一搅拌器似乎并没有增加总体生产率。

证据表明,许多低生产率企业得以存活,而高生产率企业却烟消云散。生产率的异化,以及因此导致的配置不当情况,在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在恶化。结果,墨西哥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为何结构性变化反而会抑制增长,原因尚不明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墨西哥的并行式(parallel)社会保险制度。正式部门中的企业和工人必须缴纳医疗保险、退休金和其他员工福利。但由于工人低估了这些福利的价值,结果它成为纯粹的正式就业税。

相反,在非正式企业,非正式工人可以免费获得类似的医保和退休金福利。结果是正式就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惩罚,而非正式就业受到了补贴。

另一个可能性伴随第一种解释而生。墨西哥讯速地开放进口导致其经济分岔,以一边是数量相对较小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赢家,另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作为残余就业源而存在的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和零售贸易业)。由于墨西哥缺少类似于东亚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政策,现代企业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扩张。全球化的受益者通常用促进新活动、有利于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的政策,以及强调高生产率就业的连续改革的战略来对全球化进行补充。

不管这些说法中哪一个正确,显然墨西哥的增长问题并非来自宏观经济不稳定、缺少外国竞争,或人力资本不足。事实上,教育的回报率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在于高技能工人的供给速度快于需求,而这又是因为非正式企业不需要高技能工人。

最后,着眼于效率的改革,被系统性地将太多资源引向非正式企业,从而给正式企业制造障碍的因素——社会保险政策和市场不完全——所抵消。而在美国总统煽动性的话语的影响下,墨西哥国内的讨论焦点难以避免对围绕在NAFTA的重新谈判上。但如果决策者要想抓住重点,那么在这一流程完成后,他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抑制墨西哥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在这里,发展中国家可以汲取两个教训。首先,这些经济体在太长的时间里沉溺于开放国际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价格自由化以及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这些改革,当它们能够促进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转变时,会起到效果——通常要和其他改革一起进行。而如果它们不能促进有利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转变,或者当政策事与愿违地起到了遏制它们的效果,结果将是令人失望的。

第二个教训是,国家需要密切关注社会保险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和工人的行为。抛却良好的初衷不论,结果可能是生产率低的经济细分部门得到了补贴,而生产率高的细分部门被课了税。

墨西哥表明,成功的增长战略不可能基于现成的蓝图。相反,它们需要目标明确的因国而异的改革——这些改革要能消除现代部门扩张的实际壁垒;以及与结构转变相适应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