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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主素养能拯救民主制度

发自牛津—在新闻获取来源不同的情况下,你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弹劾调查前因后果的看法可能与身边朋友,亲戚或邻居截然不同,甚至可能还会认为与你所见所闻相抵触的其他故事版本都是不真实的。在基本事实层面上的共识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体的副产品——催生了严重的风险,而且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还远远不够。

近些年来,提高“媒体素养”的必要性已成为那些试图在数字时代抗击错误信息者最常挂在嘴边的告诫之辞——尤其是在不加强监管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的情况下。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人们都能足够的媒体知识,就能够去伪存真,而坚持报道品质的新闻媒介也将占据上风。

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正如开车必须先了解当地交通法规才风险较小那样,在新数字媒体环境中穿行——不仅要躲开“假新闻”,还要避免在线骚扰,非自愿(“报复式”)暴露照片传播和仇恨言论——也需要足够的知识和意识。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提高媒体素养至关重要。自由,可靠且独立的新闻媒体是任何民主体制得以良好运转的基石,对于使选民做出明智决定并对民选领导人实施问责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媒体素养的提升必须成为更宏大民主素养提升运动的组成部分。

自从2500多年前在古希腊发明以来,民主一直仰赖着一系列能在参与和权力之间取得平衡的规则和制度来实现。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那么脸书和推特之类的平台必定是民主的顶峰,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类的民众运动则会毫不费力地催生出运转良好的政府。

相反,民主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治理制度,让选举产生富有智识和经验的领导人以增进人民所享有的权益。在制衡体制保证下的法治和权力分立对于这种制度的运作至关重要。简而言之,如果缺乏这么一个体制,则对民众的动员也毫无意义。

然而时至今日,公共机构正遭受与新闻媒体同样信任缺失的折磨。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许多政府未能满足其公民的需求并且腐败透顶。这加剧了人们对民主制度的怀疑,也往往更偏爱表面上看更为平等的在线平台,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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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平台缺乏能够满足决策需求的制衡机制。而且与某些互联网先驱的早期愿望相反,这些制衡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相反,各个科技企业的算法驱动型业务模型几乎都这些机制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放大某些声音的依据是点击和点赞量,而非其价值或真实性。

民粹政客会利用这类制衡手段的缺失来攫取权力,随后往往又利用权力去讨好自己的支持者,而将反对者或少数群体的需求抛诸脑后。这种多数票统治看起来很像暴民统治,民粹主义领导人试图否定立法机关和法院以实现其选民的愿望——而这些愿望通常又是由谎言和不实宣传所塑造的。对此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最近试图让议会休会以尽可能削弱其制止无协议退欧能力的行径就是一个例子。

在民主国家,无论民众把票投给谁,所有人都必须能够相信其领导人必将维护自身权利并保护其基本利益。他们应该能够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坚信公职人员将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出明智的决定——而不这样做的人则将受到制衡。而那些可信的独立媒体则支持着这一过程。

而在约翰逊事件中,司法部门履行了自身制衡行政执行者的职责。但随着对民主制度的一次又一次攻击,问责制遭到了削弱,人们变得更加幻灭,制度的合法性也在下降。这在日积月累之下慢慢降低了那些有才能者投身于新闻和政治等领域的动力,进一步削弱了这些领域的效力和合法性。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迅速提升媒体民主素养,包括系统应如何运作以及该由谁去拥有和塑造它。 但正如欧洲委员会数字时代高质量新闻专家委员会(我曾任职)即将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现有的媒体素养计划仅限于教育学童如何使用数字平台和理解新闻内容。 很少有针对更年长的人(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解释是谁控制着媒体和数字基础设施,或者讲授算法选择机制。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在承受着压力测试。如果要通过测试的话就必须强化其体制基础。 而首先在做的就是了解这些基础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以及谁在试图拆除它们。

https://prosyn.org/FdSaJkd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