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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学校质量

圣地亚哥—放眼世界,私立学校正在兴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报道,2010年发展中世界大约有一百万所私立学校,并且这一数字增长很快。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和南亚,私立学校正在进入国家提供服务进度缓慢的社区——大部分是贫穷社区。

这一趋势引起了争议。教育和市场的联姻遭致三条主要批评。第一条关注分配公平:如果一切——包括教育——都可以买卖,那么有更多的钱就能得到更多。一代人的知识(进而收入)不平等将传递给下一代,程度也许还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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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发达国家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的情况。但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财富分配,如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说,“完全是人类制度问题”。换句话说,基于市场的生产是一回事,分配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并且可以被政策影响。

教育券就是一个例子。像瑞典和智利等国家,获得教育券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券——而非家庭收入——中所包含的教育服务量。对于这一安排存在相当合理的批评;比如在智利,教育券面额太小,不足以购买到高质量教育;但是,至少从理论上,教育券和其他形式的财务援助能够可以让所有渴望得到私立教育的人都能得到。

第二条批评是教育市场表现拙劣。从不完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买卖对象无法观察或测量时,市场就会陷入麻烦。教育似乎就饱受这种问题的困扰。

学生,特别是年轻学生,无法观察教师的教学投入程度。家长,特别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家政,无法轻松地评估孩子所受教育的质量。因此,盈利性学校可能教学投入程度不足、质量不高。

许多研究对这些问题在实际中有多严重进行了衡量,从而评估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的优劣。发达和贫穷国家都有大量例子,不负责任的盈利性学校糊弄家长、忽视学生(唐纳德·特朗普的伪善的特朗普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但出于一些原因,这些研究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如公立学校也面临激励问题,导致投入程度不够、旷课和频繁的罢工。

此外,在统计上将来自学校和来自学生家庭出身的教育增加值进行分离十分困难。比如,目标明确的家庭选择私立学校的话,他们的孩子表现会更好,但这绝不是必须上私立学校的依据。

第三条批评是教育可能因为被买卖而堕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指出,市场应该有界限,有一些东西不能(也不应该)允许拿钱去买。

比如,直觉上我们都知道,雇一个人假扮朋友和真正拥有一位朋友是不同的。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感,现代社会不允许人们出卖自己或子女为奴。民主国家也不允许公民出卖选票,因为这将破坏选举。

教育也属此类吗?教授(我很久之前便已经成为教授)愿意这样想:我们做这行是因为我们热爱学习和教学,并且我们的努力和奉献不是钱可以轻易买到的。批评者宣称教育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让教育堕落了。

涌向私立学校的贫穷国家的家长也许无法苟同。在智利,如今53%的学生在受教育券资助的学校上学(其中许多直到最近才开始转为非盈利性学校),尽管常常还需要缴纳额外的学费。家长愿意花更多的投入,因为本地公立学校不够好。

教育和医疗——另外一种尊严和尊重问题至关重要的基本服务——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私立(有时具有盈利性)诊所在全世界随处可见,但它们不必面对盈利性学校所遭致的反对。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在贫穷国家也被广泛接受,并且事实上也包括送孩子上学或上诊所接种等活动。

更加要命的指责是市场激励改变行为,导致它们有害于社会。桑德尔提到了被广泛引用的对以色列日托中心的研究,家长一旦面临接孩子迟到罚款,就会干脆更晚去接孩子。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家长将罚款视为费用,付了费用以后便不在感到愧疚。

但市场激励也可能相反,改善动机或其他可贵特质。一份2012年的论文考察了当允许学生在赢得彩票后选择(理应是更好的)学校时会发生什么。研究发现,学生了解到彩票结果后,旷课率立刻下降;而一旦他们转到新学校,考试成绩也显著上升。

与两个阵营的狂热分子的主张相反,公立学校并不总是比私立学校���现好,反之亦然。因此,应该考虑如何结合两者的优点,而不是简单地二选一。

在大学教育领域,哈佛大学的大卫·德明(David Deming)、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的最新论文认为,在美国,“盈利学校最擅长的是专为学生获得某个具体职位而精心设计的短期课程”。在其他领域,传统非盈利大学表现更好,毕业率更高,就业情况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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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对“应试教育”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有证据表明设计合理的教师评估体系可以改善公立和私利学校的激励和表现。

更广泛地看,最新研究清楚地表明,许多影响教育结果的因素与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无关。世界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呼吁各国抛弃“学校大战”,采取“务实方针”进行教育改革。这似乎是值得尝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