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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英国退出”大爆发

首尔—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都为“脱欧”阵营在英国最近的欧盟成员资格公投中获胜贡献了力量。但这些力量只是更大的变局的表象:全世界范围内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自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这两种人类活动的框架总体而言一直保持着独立。市场参与者追求经济利益,市场也随之在地理上不断扩大,而国家寻求人人遵守秩序和控制领土内的一切。一个商人可能察觉到外国的市场机会,但要追求这些机会,他会去找国家——最先找的是移民当局。

Erdogan

Whither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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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调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紧张是当今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一如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十九世纪的弗雷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卡尔·马克思以及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叶就此问题进行长期论战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

让我们构想国家-市场关系的两种极端情况。第一种是一个无缝的全球市场,个体可以尽情最大化物质利益而不会受到任何国家干预。这一情景的问题是你所生活的国家可能极易受到畅通无阻的全球化所造成的一切消极后果的影响,比如货币贬值、劳动剥削、践踏知识产权法等。

另一个极端是世界由完全孤立的独裁国家组成,个体不必受到外部经济力量影响,国家对内政拥有完全的自决权。在这一情形中,你必须放弃全球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众所周知的经济收益。

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位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其特征是存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一体化工程。

过去两个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出现了重大波动,摆向市场和摆向国家的情况都有。比如,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有利于国际贸易中的自由市场,也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全球化进程。

一战结束后,钟摆又摆回了国家的方向。西方金融中心在政治上被削弱,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抓住机会要求获得工作岗位和与全球化市场逻辑和规则相悖的社会福利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邻为壑政策和保护主义泛滥并存——1931年英国为了应对英镑挤兑而脱离金本位。《经济学人》杂志宣布9月21日星期一这一天是 “世界金融和经济发展一个时代结束的日子。”英国退出公投通过后,《经济学人》警告“英国驶入风暴,船上无人掌舵。”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标志着钟摆再次摆向市场,但这一次仍保留了一些国家自主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开放与国家自主权之间的和谐平衡保证了普遍的繁荣。

但是,随着“滞涨”的低增长和高物价以及全球能源危机将钟摆推向了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在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推波助澜下从凯恩斯的世界摆向哈耶克的世界,波动在20世纪70年代卷土重来。

然后我们迎来了现状。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全球经济无法从中完全恢复的局面宣告了始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工程的结束。与一战后的时期一样,工人看到他们自己被全球化所抛下,政治领导人牺牲他们的利益满足养肥了金融家和大企业。在英国退出公投中,“脱欧”阵营把票投给了更多国家自主权,尽管这显然必须付出物质代价。

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废除今年2月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那么美国版英国退出也为时不远了。如今,全球贸易谈判已经几乎死去,TPP看似刺激多边贸易的合理方法。但两位推定美国总统候选人均表示反对TPP,许下了等同于全球贸易体系“美国推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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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空白期。社会和政治不满将继续在全球发酵,直到我们让国家-市场关系恢复健康的平衡。问题在于没人知道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点。

一些人提出重新如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协调国际市场和国家自主权。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于前全球化时期,我们无法让精灵回到瓶子中去,即使有这样的可能。英国退出标志着最新的全球化时代结束的开始。下一步会怎样还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这不会是重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