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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发自米兰——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一直以来都被尊为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在伟大著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中洞悉了令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各个关键方面。但这些让斯密获得崇高声望的见解可并不像它们曾经看似的那样无懈可击。

斯密或许最广为人知的见解是,在运作良好且管理良好的市场中,根据自身利益行事的个人会产生良好的整体效果。在这种背景下,“良好”相当于经济学家今天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人可以在避免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变得更好的资源配置状态。

斯密的主张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不存在重大市场失灵状况;不存在外部性(比如没有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污染);不存在重大的信息差或不对称;不存参与者有足够的力量来导向对其有利的结果。此外它还完全无视了分配性结果(帕累托效率对此也未有涵盖)。

而斯密的另一个重要见解则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增长,每个劳动者或企业都专注于整体生产中的一个独立领域。这基本上就是全球化的逻辑:市场的扩张和整合使得企业和国家能够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从而大幅提高整体效率和生产力。

然而,斯密再次鼓吹了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能力,却未能考虑财富的分配。事实上,较大型市场中专业分工程度的提高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分配效应,导致其中一些行为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那些认为收益足以弥补输家损失的说法也缺乏可信度,因为并无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

市场是多种社会选择机制的集合,其中金钱实际上等于选票;那些拥有更多购买力的人对市场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力。政府也是多种社会选择机制的集合,但无论财富如何,投票权都是——或者应当——平均分配。政治平等应该成为对市场中有倾向性的“投票”权力的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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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政府必须履行至少三项关键职能。首先,它们必须利用监管来缓解由外部性,信息差或不对称以及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其次,它们必须投资于那些令私人回报低于社会效益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第三,它们必须对抗各类让人无法接受的分配性结果。

但世界各国政府都未能履行这些责任——尤其是在一些代议制民主国家,购买力已经侵蚀了政治。而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则是美国,那里候选人的当选前景与先前的财富积累或筹款能力密切相关。而这也为政治家们创造了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导致他们的政策与那些手握市场力量者的利益保持一致。

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抗击了这一趋势。一些政治家——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这样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依靠小额个人捐款来避免臣服于大型捐赠者。但在美国政治中那些经济强者的利益仍然被过度代表,进而削弱了政府在缓解市场性结果方面的有效性。由此产生的失败状况,(包括不平等加剧)引发了民众的挫败感,导致许多人拒绝听取来自体制的呼声,转而支持像特朗普这样的搅局者,最终加深了政治和社会功能障碍问题。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在那些对金钱在选举中作用有相当严格限制的发达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英国——也能看到类似的社会和政治趋势。但这些规则并没有阻止强大的内部人士借助其专属网络来对政治结果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加入“内部圈子”需要关系,贡献和忠诚。可一旦得逞回报可能极为丰厚,因为一些成员可以成为政治领导人并为其他成员的利益服务。

有些人相信在代议制民主中某些群体总是会占据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其他人则认为更直接的民主——比如瑞士这类通过公民投票决定重大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这种动态。可虽然这种方法值得考虑,但在许多领域(如竞争政策),有效决策是需要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相关政策的实施还是得政府来做。

这些挑战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另一个差异巨大的模式的关注。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专制的政府是对市场体制的有力平衡。

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可以使领导人不受民主选举呼声的影响,从而促进广泛的公共利益。但由于对他们的活动缺乏制衡——包括来自于政府严格管控下的媒体——因此也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缺乏问责也可能导致腐败——这是使政府背离公共利益的另一种机制。

对于将缺乏公共问责视为致命缺陷的西方大部分地区来说,中国的治理模式都被认为是危险的。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考虑将其作为自由民主的替代品,因为自由民主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

对那些世界上现存的代议制民主国家来说,解决这些缺陷必须成为首要任务,让各国可以尽可能地限制这种政府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断缩小的趋势。这决非易事,但是在市场性结果越来越无法通过任何分配性公平的考验之时,这就成为了必需之道。

https://prosyn.org/IM8WU9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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