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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事件之后的隐私

伦敦——现在离美国前情报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美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网络监视行动已经整整一年了。他所披露的行为引发了公众愤怒和德国等亲密盟友的强烈指责,颠覆了现实生活中互联网和电信网络多么自由安全的美好假设。斯诺登靠一己之力改变了人们对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的认识,引发公众辩论个人信息保护。但泄密事件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改革。

可以肯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民间社团和科技产业的联手带动下已经采取了某些举措。在1月讲话及随后颁布的总统施政令中,奥巴马命令美国间谍认可“无论国籍或可能居住在哪里,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尊严和尊重,同时每个人在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时都享有合法的隐私权。”

上述隐私保护要求带来了情报机构阴暗世界里某些前所未有的进步。奥巴马政府在科技公司状告政府披露情报要求细节时做出了妥协,通过和解方案允许透露进一步的报告。照此协议,企业有权公开情报机构索取资料的次数(250到1,000次),具体情况取决于命令类型的解聚程度。

但仅有这样的进步还远远不够。信息披露依然存在着很大漏洞,比如禁止报告某些最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局项目,包括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第215条规定大规模搜集电话记录。此外,奥巴马对其本人任命的独立审查小组最重要的某些建议提出了异议。而本来以阻止大规模美国电话记录搜集为目的的“美国自由法案”遭遇到一系列修正案的稀释,使得政府得以继续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对成百上千万人开展元数据搜集工作。这些元数据包括我们和谁交谈、交谈的时间和长度——由此泄露的个人隐私与内容本身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