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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指数不可承受之轻

基尔——现在到了一年里许多人最怕踏上浴室称的时刻。不过尽管所有的节日盛宴可能导致了更粗的腰围,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体重指数的高低意味着什么?

体重指数(BMI)一直在流行病学、医学和营养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其价值却越来越受到质疑,特别是在肥胖研究领域,身体成分测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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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指数的计算是用某人的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其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kg/m2)。该指数最初以比利时天文学家、数学家兼统计学家凯特勒的名字命名,1835年凯特勒证明了正常状况下成年人的体重随身高的平方成比例递增。卡特勒指数提供了不受身材影响的体重测量方法,让我们能够比较矮个者和高个者的体重。

1972年,美国从事人类营养、公共健康和流行病学研究的科学家安瑟尔·肯斯将其改名为体重指数,因为肯斯发现该指数数值也与测量皮皱厚度或身体密度得出的全身脂肪量密切相关。

但是,最近的研究成果质疑了体重指数的价值。比方说,尽管体重指数与肥胖人群的脂肪量相关,但与正常或体重偏低者的脂肪量却没有多大关系。任何给定体重指数评分的脂肪量都差别甚大,而且性别或年龄等其他变量也进一步扭曲了研究结果,显示妇女和中老年人的单位体重指数脂肪量有较大的增加。

虽然用体重指数来描述个人的营养状况并不科学,但它仍在医疗及流行病研究领域广泛用于测量全身总脂肪含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重指数容易计算,也便于在个人健康档案中定期记录。医生一般按体重指数把患者分为“体重过轻”(体重指数值低于18.5)、“体重正常”( 18.5-25)和“超重” (25-30)三类,(超过30者)被确定为“肥胖”。

上述分类划定的依据来源于从普通民众中采集的数据,而且基于体重指数偏高(有时偏低)者罹患代谢或心血管病风险较高的假设。虽然近期的研究表明高体重指数并不一定会加大死亡的风险,但医生发现体重指数分类为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但这样的用法存在不小的局限。该指数由两项生物学指标(体重和身高)计算得出,因此算出的得分本身并不具有生物学意义。因此,基于特定遗传指标和体重指数关系的遗传学肥胖研究也没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体重指数的应用很可能影响我们对体重遗传效应的理解。因为体重是各器官和身体组织的总和;而不同器官或身体部位自有其调节(因此部分来源于遗传)基础。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重点研究各器官特性来加深对器官和组织包块或对肝脏、胰腺等器官脂肪浸润的理解,而避免把注意力放在全身的总体得分上。

事实上,影响人身体部位的具体调节效果的总和决定了对体重的整体调节。各身体部位间具有相关性,因此控制体重的成败似乎取决于组织和器官之间、而不是各部位之间的关系。

用身高的平方来调整体重也可能对不同的器官产生不同的效果。虽然很多身体器官的重量的确约等于身高的平方,但也有很多并非如此。根据研究人群和测量方法的不同,大脑,骨骼和矿物质质量与身高的比率大于二次方;而脂肪量与身高的比率为1.8-2.6。

总之,体重和体脂含量与身高之比可能得不出同样的次方数。不同人群的次方数可能有所差别;来自同一群体且体重指数相同的高个和矮个受试者可能有不同的身体结构。

各体重指数类别观察到的代谢异质性成为支持使用身体成分分析、而非体重指数的进一步证据。比方说,一组体重正常的受试者可能在测出低皮下脂肪量的同时内脏脂肪量却较高。(“外瘦内胖”)。尽管体重指数正常,但代谢肥胖群体——可能在正常体重群体中占比高达24%——可能对胰岛素具有耐药性,同时罹患���脏代谢疾病的风险也增大。同样,大约半数超重受试者和15-45%的肥胖受试者似乎代谢状况良好(也就是不存在代谢性并发症、炎症、血脂异常或高血压)。

体重指数超过30时,这些受试者被确定为“健康的代谢肥胖”。像罹患心脏代谢风险(“代谢异常肥胖”)的肥胖患者一样,他们的内脏和皮下脂肪量较高,而代谢健康的肥胖患者尽管有时身体脂肪量超标,却较少出现脂肪浸润肝脏和骨骼肌的情况。

但代谢健康肥胖和代谢异常肥胖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确定性。而且,虽然年龄、性别、种族、腰围、体力活动、吸烟和饮酒等因素均与代谢表型相关,但体重指数无法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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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体重指数没有临床价值是不公正的;它可以成为确定患者营养健康状况的有益指标,协助医生判断该为谁提供日常治疗。但对肥胖真正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研究必须进行身体成分测量。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