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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之间

德国图宾根——今天,我们被机器全面包围着,以致于有时很难分清人机界限。从电脑到扫描仪再到移动设备,越来越多的人在清醒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电子产品和外界打交道,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似乎成了人脑和机器之间唯一的障碍,而它们也构成了人机之间的分界。但如果将感官从这个等式中去掉,电子设备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眼睛、耳朵甚至手脚,它帮我们借助软硬件来领会和影响周围的世界。

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停留在预测。脑机接口在临床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方说为恢复听力植入人工耳蜗。深部脑刺激疗法可以用来治疗终期帕金森症的患者。目前在神经义肢领域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类似疗法在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是盲人视网膜或脑干移植还是通过植入大脑记录设备来控制假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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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记录脑电波为基础的非损伤性脑机接口已经使瘫痪病人的沟通能力得以恢复。动物研究和某些人类研究的结果表明,实现了由人类完全实时控制的人工假肢可以进一步让瘫痪病人实现抓握、甚至依靠由大脑控制的人工假腿实现站立和行走,虽然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接受有创性治疗(将电极直接植入患者的大脑)。

神经科学在未来的发展加之微电子设备小型化的潮流将促成脑机接口更广泛的应用。有人可能认为这将挑战我们的人格观念和道德结构。有一个问题也肯定会摆在我们面前:如果需要的人可以借此来恢复功能,那么运用此类技术增强健康人的能力又是对是错?

但此类技术所造成的道德问题在概念上与抗抑郁药等现有疗法几乎如出一辙。尽管脑机接口设备所牵扯到的技术和状况可能不为人知,但它们所带来的道德挑战却是我们所熟悉的。

在由大脑控制的假肢设备中,由设备的内置电脑负责解码来自大脑的信号。这些信号被用来推测使用者想做些什么。既然是推测就难免出错,而错误可能导致危险、或至少也是令人尴尬的状况。由谁来为这些非自主性行为负责?这究竟是电脑还是使用者的错?使用者是否需要获得某种执照和强制性保险才能操纵假肢?

幸运的是,应对生物和技术失败的责任是有先例可循的。比方说,在人类基因领域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曾经引发了以不恰当的基因决定行为论为由拒绝承认刑事责任的企图。这样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同样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也不大可能颠覆我们对人类自由意志和责任的认识。

此外,人类常常会控制危险和不可预测的工具,比方说枪和汽车。脑机接口设备代表一种高精密的工具使用方式,但仅此而已。法律责任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但机器改变大脑又该如何?半个世纪前脑刺激早期试验的证据表明向脑部发送电流可以导致人格和行为的变化。虽然有许多帕金森氏症患者报告从深部脑刺激中获益,但产生严重副作用的案例也很多,比方说神经系统紊乱、心理疾病和自杀率升高。案例研究显示患者出现轻度躁狂和个性变化而不自知,而这些问题在调整刺激参数之前就已经对家庭关系产生了破坏作用。

上述实例说明深部脑刺激可能产生哪些严重副作用,但出现比较缓和的副作用也是可能的。即便没有任何刺激,诸如脑控制电动假肢这样单纯的记录设备也可能改变患者的人格。患者需要接受培训,才能恰如其分地发出神经信号来指挥假肢活动。这样做可能会对情绪或记忆功能产生轻微的影响,也可能会轻微地损害语言表达。

但这并没有产生全新的道德问题。副作用是多数医学治疗中的常见现象,包括服用对神经有影响的药物。比方说在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知药厂在某些抗抑郁药品包装上印刷警告性说明,披露在服药的青少年患者中短期自杀率升高,并需要在开始服药后加强对年轻人的监控。

神经义肢领域也需要同样的保护措施,包括在这个领域所进行的研究。生物医药伦理的经典方法是权衡患者的治疗好处和风险,并尊重患者的自主选择。新技术不会在任何领域改变这种方法。

尽管如此,这种技术的面世已经开始带来摩擦。比方说,许多聋人拒绝安装人工耳蜗,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耳聋是一种需要矫正的缺陷,而把它当作自己生活和文化身份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讲,人工耳蜗是一种在正常功能以外的强化功能。

区分“强化”和“治疗”需要定义正常和疾病,而定义这两个概念的难度尽人皆知。比方说,特拉华大学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尔斯就把疾病定义为基于“物种一般机能”所产生的统计学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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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人工耳蜗植入似乎在道德上并不存在问题。尽管如此,旧金山州立大学哲学家、残疾问题学者兼活动家阿妮塔·西尔弗斯曾将类此治疗统称为“来自正常人的专制”,其目的是让聋人适应由正常人所设计的世界,并最终隐含着聋人低人一等的含义。

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样的忧虑,但它们不能阻止我们在脑机接口设备领域更加深入的研究。大脑技术应当成为瘫痪或耳聋患者的一种选择,但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在上述和其它医学疗法中,我们时刻准备应对与神经科学研究并行和匹配的各种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