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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分裂的结束?

纽约—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国民大会分成了两派,支持革命的坐在左边,反对革命、渴望旧的君主和教会统治的聚集在右边。这就是政治术语“左翼”和“右翼”的来源。许多法国总统竞选观察家指出,这样的分类早已不再适合当代法国政治——事实上是所有国家的政治。马克龙便以既不左,也不右而自豪。

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表示不同意。她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属于极右翼。对她来说,身为前社会党政府部长的马克龙是一位左翼。但和特朗普一样,勒庞号称代表“人民的声音”;而马克龙就像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被描述为银行家、文化精英和国际富豪的傀儡。

那么,如果左翼和右翼之分仍然有意义的话,意义在哪里呢?

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一些东西起了变化。左翼政党开始失去它们的产业工人阶级票仓——速度各不相同。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性逐渐败给了种族和性少数群体的社会解放。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工会之间的旧联盟让位给了知识分子、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的彩虹同盟。

与此同时,右翼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在口头上秉承社会保守主义,有时赤裸裸地倾向于农村和外省的特权选民,而一旦掌权,就会尽力迎合大生意(big business)。

对大生意——跨国公司、全国性机构和移民开放——有利的东西未必就不利于演化中的中左翼政党的利益。大生意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左翼支持多元文化主义。

因此,欧洲社会民主党时常要与温和的亲商派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不无道理。这一趋势因为苏联帝国的崩塌而得到强化,因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不再面对用自身的平等主义安排来抗衡共产主义模式的迫切需要。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之所以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的有意识地倾向于务实的新自由主义亲商中间道路。

从这个角度讲,左右之分实际上已经崩溃。左翼代表受欺压的无产阶级、对抗大生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已经是老黄历了。英国工党之所以陷入一片混乱,一个原因是他的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政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任何变化。

但传统左右之分并不单纯是经济上的。法国国民大会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分歧,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和反德雷福斯派之间,或20世纪30年代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和法兰西运动(Action Française)之间。它在马克龙和勒庞的时代依然存在。

法兰西共和国的捍卫者严肃对待自由、平等和博爱,他们认为,公民权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是基于血和土。他们相信制度多于神圣的传统,相信国际主义多于沙文主义。德雷福斯船长(Captain Alfred Dreyfus)是一位犹太军官,1894年蒙冤被控叛国。他之所以在法国被极端化,是因为他的反对者将他视为民族堕落的象征,视为珍贵的民族身份被异族血统污染的象征。

反犹主义者和其他持有血土社会观的人无不将“冷血的银行家”(勒庞在总统竞选辩论中用来形容她的反对者的用词)视为“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体面的人民”(尼格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在密西西���州反对特朗普集会上的用词)的敌人。从这个角度讲,马克龙曾经是如假包换的银行家,为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并且信奉开放边境和国际机构,他属于左翼。而勒庞,这位古典法国(La France profonde)——属于认为法国人和穆斯林互不相容的农村基督徒和愤怒的白人的“真正的法国”——的棋手是反德雷福斯派和法兰西运动的真正继承者。

这一次,马克龙击败了勒庞。但社会民主左翼仍在危机之中。英国工党濒临亡党。荷兰社会民主党被清扫出局。而毫无政治经验的傲慢自恋狂特朗普成功地通过煽动群众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银行家、外国人、移民和国际机构的憎恨成为美国总统。

如今,社会民主派的问题在于,如果大量弱势群体向右而不是向左转,他们要如何生存。是否会形成新的联盟?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否将把至少一部分白人工作阶级推向移民和其他少数群体的阵营?会出现又一场新政吗?这如何与国际主义商人和银行家的利益相协调?

但右翼的危机同样严重。特朗普已经向“高盛帮”和大公司低下了头颅,即便他宣称要为普通人民的利益服务。许多共和党仍然把实现他们的政策目标的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身上。但他实际上已经劫持了这个属于商业和国际主义的旧保守党。

这一次,法国躲开了仇外主义的子弹,但尘埃并未落定。左翼和右翼可能正在流动,但1789年后出现的旧分歧仍在,也许比以往更加深刻了。马克龙可谓诚意满满。但如果他的政策失败,新时期反德雷福斯派将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