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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的极限

柏林—近几年来,建设“绿色经济”的推动力正在日益积聚。绿色经济可以让世界摆脱持续环境和经济危机,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但这一推动力也造成了意料之外的争议,许多人预测绿色经济无非是披着绿色外衣的常规经济。协调环境和经济当务之急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困难吗?

一言以蔽之,是的。主流感觉是绿色经济能让我们摆脱化石燃料依赖而不影响增长。许多人认为,转向绿色经济甚至可以刺激新增长。但是,这一概念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并不现实,我们在我们的新书《绿色经济探秘》(Inside the Green Economy)中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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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真正的“绿色”经济也有繁荣的可能。但今天的主流模型都关注快速轻松的剞劂方案。此外,主流模型强调经济的主导地位,从而无法认识到所需要的转型的深度。

今天的绿色经济并不是以反思经济学,将经济运行与环境极限和当务之急相适应,而是试图改造自然,让它来适应现有经济体系。如今我们用货币价值衡量自然,并把它计入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在其中考虑对抵御环境破坏的“自然资本”(如生态系统维持)的保护,用全球碳指标抽象货币(abstract currency)计价。新的市场机制,如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就是一例。这种方法无法阻止大自然的破坏,只是用市场方法认识这一破坏。

拜这一狭隘方法所赐,目前的绿色经济概念存在诸多盲点,整套内容应该主要看成是信仰。其最强大的护身符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证明了只要简单地坐等万灵丹式的发明的出现。但是,尽管新概念和创新显然对于解决复杂挑战十分重要,不管是环境还是其他挑战,但它们既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必���出现的。

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永远受其先驱的利益和活动的影响,因此,必须在放在社会、文化和环境中判断创新。如果相关行动者没有致力于推进转型性技术,那么创新可能强化现状,并且通常是通过延长产品和系统的生命实现,而这些产品和系统并不适合社会的需要。

以汽车业为例。尽管它生产的发动机燃油效率日益提高,但汽车比从前更大、动力更猛、更重,通过所谓的“反弹效应”吞噬效率收益。并且该行业还可能将更多地额能量投入学习操纵排放读数,而不是开发真正的“绿色”车辆,比如大众公司的做法。

生物燃料也不是答案。事实上,生物质的使用在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了生态和社会浩劫,同时也在事实上延长了过时燃烧技术的生命。

显然,不能盲目相信汽车业能领衔运输业所需要的彻底重组运动——减少私家车。而这是重点。如果我们要让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在拥有九十亿人口的世界中实现真正的资源效率,更不用说保证所有人的公平,就不能让经济挂帅。

相反,我们必须将绿色转型视为政治任务。唯有政治方针,在对多元化民主至关重要的、有公民社会参与的公开争论的指导下,能够通过真正的代议机构管理不同的观点与利益。

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多元化民主国家。在许多不是多元化民主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自称是多元化民主的国家)中,鼓吹社会上、经济上和生态上更平等的世界的人面临着严重压迫。如果它们要实现在推动必要的转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民主国家就必须尊重基本人权,如言论和和平集会的自由,将它们置于外交政策日程之上。这些基本权利构成了规范性基础,转型性战略必须在这些基础上协商。

毕竟,社会-生态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世界的需要说到底不是技术上的;许多需要的条件,从有机农业到不依赖私家车的网络化移动系统,都已经可以实现。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政治意愿实施和扩大这些被既得经济利益反对的创新。因此,挑战在于克服这些少数利益,确保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一任务常常由公民社会承担。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要求彻底转型而不是渐进式变化是不合适的。如今,社会面临众多紧迫挑战,包括经济停滞、政治剧变和大规模难民流等,任何在可持续性方面的进步都应该被视为胜利。务实的、政治上可行的环境危机解决方案应该得到赞誉而不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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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观点间接低估了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在需要非线性转型的时期赞同线性变化。绿色经济的一些特征——资源保护、转向可再生能源、具体的技术创新以及有效的经济激励(如税收)——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性,但它们加起来都不如保护当前和未来世代利益所需要的大规模变化重要。

如今,世界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任务是继续现代性工程,领会地球极限的最新知识,同时拖动广泛的民主参与、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公。这不是简单的任务,需要激情和韧性。但这也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第一步是认识到“绿色经济”给思想和行动带来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