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o Longari/AFP/Getty Images

自由身份政治的希望

圣地亚哥——现在说出“身份政治”这个词是要冒着一连串风险的。对美国左冀而言,几乎所有政治都是身份政治。这几乎把美国右翼逼疯。而且还不仅仅是右翼:像哥伦比亚大学马克·里拉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正越来越有说服力地证明身份政治是糟糕选举政治的一种。他们认为,脆弱的民主党不过是无数身份群体的混合体,很可能是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罪魁祸首。

问题在于身份政治的某些美国批评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与身份无关的政治。但只要快速浏览世界各地状况就能证明结论恰恰相反:英国脱欧派、俄国民族主义分子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共同点就是其政治完全是身份政治。如果没有一种身份凌驾于另一种身份之上,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经济越全球化,世界各地的政治就越会被当地身份所驱动。

这种状况为什么令人不安?我们能够采取哪些举措?

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那就是并非身份政治的所有形式都是有害的。在选民普遍对政治家缺乏信任的年代,选民认同某个候选人是值得庆贺的。熟悉(和相似性)可以培养信心而非歧视。女性选民可能更容易认同女性候选人。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也同样如此。

反过来,政治家也更有可能为拥有共同身份的选民提供服务。没有马丁·路德·金和其他鼓舞人心的非洲裔美国领袖,民权运动可能就不会发生。印度管理学院的Raghabendra Chattopadhya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Esther Duflo已经证明女性政治家当选时会更关注印度的女性需求。哈佛大学的罗西尼·潘德发现弱势种姓成员担任公职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

因此身份可以提升代议制民主的代表性。而且因为政治家信誉缺失,具有强烈身份色彩的候选人可以做出更令人信赖的承诺。这是身份政治的一项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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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身份政治也有不好的方面——事实上还不止一个。最明显的是由身份驱动的政治体系很容易就变得支离破碎。如果上述身份的价值观、偏好和利益存在很大差异,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将是四分五裂和两极分化。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或者卢旺达的胡图人和图西人无疑具有强烈的身份色彩;但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

身份政治还有可能取代——或严重削弱——经济正义的政治。当然,很多不公正都具有经济和身份的双重特色。美国的非洲人后裔或拉丁美洲的土著群体是穷人中的穷人绝非巧合。

但有时歧视并非源于身份,而是源于阶级(卡尔·马克思并没有彻底死去)。在其他情况下,经济失败不会有任何歧视。经济增长放缓可以压制每个人的收入。金融泡沫破裂后的崩溃导致所有种族和性别的人失业并陷入痛苦。如果对身份的专注导致我们把目光从经济之球上移开,那么所有人都会遭受痛苦。

就像里卡多·豪斯曼所说的那样,另一个问题是实现经济增长需要的是人,而不是教科书。如果你因为身份不同而把这些人赶走,无疑会因此影响经济繁荣。

这就是委内瑞拉查韦斯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解雇或放逐管理国有石油企业的工程师导致石油产量陷入崩溃,进而导致整个委内瑞拉经济坍塌。这样的教训已经不是新鲜事:罗伯特·穆加贝在津巴布韦的所作所为十分相似,并因此带来了同样的灾难性后果。

一切危险之母是可以操纵身份来谋取政治利益,而这恰恰是民粹主义分子谋求的核心内容。身份和身份隐含的行为规则都不是固定的。一个人可以既是热爱祖国的爱国者,同时也不憎恨邻国的民众。

但纵观历史,充满个性魅力的领导人激起沙文主义怒火的例子数不胜数。每次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在国内政治陷入困局时,发表反智利宣言就是他的解决之道。这一招似乎非常管用:莫拉莱斯已经执政12年,据说将在2019年获得第四次连任机会。

像纳尔逊·曼德拉和巴拉克·奥巴马那样的政治家因践行包容政治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推崇。在他们支起的巨型帐篷下——无论黑人还是白人、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找到容身之处。而今天,政治分裂言论的践行者似乎已经占据上风:唐纳德·特朗普的边境墙和维克托·奥尔班的边境封闭都能吸引大批的投票者。

幸运的是,这并非吸引选民的唯一因素。自由民主人士相信我们这些拥有平等权利和共同立场的民众。问题在于围绕自由价值观建立共同身份,并向外界表明恰恰因为体现了这样的共同身份,我们才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这也解释了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和法国总理伊曼纽尔·马克龙为何会如此成功。

我们这种更广泛的共同群体不仅可以有助于选举,并且在经济上也会有所帮助。开放社会教育或吸引掌握各种宝贵专业知识的人,并允许他们以这种方式取得繁荣。多元主义是豪斯曼问题的解决之道。旧金山及纽约等宽容的多元化城市同样拥有最高的收入,这一点绝非巧合。

因此的确存在自由身份政治,而且可以非常有效。现在是时候让更多领导人开始实践它。

http://prosyn.org/2hoOHXf/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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