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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窃得民粹主义者的衣钵

牛津——“不要生气,找他们算账”。这条格言必须成为欧洲、拉美、亚洲和非洲民主政治的新规则。既有政党不应抱怨民粹主义的成功,而是应当学习他们的长处。这其中尤其有三大教训需要关注。

第一课是通过了解代表对象并赢得他们的信任来成功地联系民众。政客可以依赖党派机器、焦点小组和传统民调的时代已经结束。民众永远会依据党派或阶级界限投票的洋洋自得的假设已经过时。去年在法国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对中左翼社会党和中右翼共和党的支持同时陷于崩溃。同样,在上个月举行的意大利选举中,成熟政党经历了失败的屈辱。

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不景气后,选民们对给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等生硬承诺的主流政治家持怀疑态度。在希望破灭的劳动者眼中,那些当权者仅仅是在装满自己的腰包。即使在世界许多增长最强劲的经济体,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也比十年前有所降低。用经合组织负责人的话说,他们“有工作但没钱花”。美国有56%的家庭报称收入下降。与此同时,自动化和外包的双重威胁导致就业更岌岌可危,并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谁应当为目前的状况承担罪责?那些为民粹主义分子投票的人显然认为建制政客应当负责,而且他们很可能没有说错。与普遍看法相反,最近的研究发现技术并非劳工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恰恰相反,劳动者境遇恶化是因为丧失了议价能力和工会密度、福利国家紧缩、离岸外包以及金融部门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政策。金融时报一份报告显示,全球九大行业前十大资本市场化的公共公司所缴纳的的实际有效税率自200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近1/3,从34%下降到24%。而自2008年以来,所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已平均增长了6%。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如果绝大多数人变得更为贫困,就会为投票带来严重的后果。然而,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政治建制派对此的认识过程缓慢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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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西为例,那里今年10月大选的竞选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像以往一样,建制派政客承诺财政审慎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都并未深入5000万巴西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人占巴西总人口的近1/4——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87.07美元是他们平均每月的家庭收入。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贾尔伯尔·索纳罗建议给每位巴西人配枪,让他们能捍卫自己的生活。在精英阶层看来,这样的提议荒诞可笑。但对自身安全感到忧心重重的巴西民众来说,索纳罗至少表现出他了解他们最大的关切是什么。

了解选民的需要是基本的选举政治。在去年赢得法国总统大选和议会多数之前,伊曼纽尔·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在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竞选成功所开创战略的基础上——派遣志愿者前往全国各地以听取选民的心声。

向今天民粹主义者学习的第二课是利用简单而直观的目标说明信息。没错,像“我会保护你们的就业”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口号听上去非常简单。但复杂的替代口号在哪里?谈论经济增长只有在民众能够享受到增长的好处时才可能有益。

在经济增长缓慢或不平等的时期,政治家必须更直接地响应民众的感觉。在英国脱欧公投中,由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政府领导的冷静的留欧运动认为离开欧盟会导致国内GDP下降、贸易受影响和金融行业遭到破坏。这样的论点完全不理解绝大多数选民的忧虑。恰恰相反,脱欧派承诺要收回对英国边境的控制权并——毫无依据地——声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将每周获得高达3.5亿英镑(合4.9亿美元)的额外收益。

总而言之,建制派政治家似乎已陷入迷失。学者、专家以及政界、商界和公民社会领袖反应速度太慢,无法制定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全新经济和社会政策。可以肯定,制定这样的政策并不容易。它需要清晰的目标和自我反思。但首先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选民的困境,而后再以明确和简单的方式加以解决。

从民粹主义剧本学到的第三课是勇敢。在困难时期,民众谋求的是对未来的变革、而非逐步改进。在经历近30年的实用主义和渐进式改革后,是时候发出新的声音。犹记得1945年,温斯顿·丘吉尔在领导英国取得二战胜利后,却在大选中失利。

当时的获胜者克莱门特·艾德礼实际面对仍然生活在供给制下、被战争消耗得疲惫不堪的英国人提出了新的社会契约。他的政府继续为民众提供全民医疗、失业保险、养老金、体面的住房和国有企业中有保障的工作。而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前提是国内债务仍然维持在GDP250%的水平。

现在没有人能够媲美艾德礼的远见卓识。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难题。

http://prosyn.org/RJD2gZf/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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