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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鹰派的更深层忧虑

发自奥斯丁—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其最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美国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了“7.5%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率”。我无法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CPI-U网站上找到这个数字,而该网站显示的同比增长率(2020年4月相比2021年4月)为4.2%,主要原因是汽油价格从疫情低谷中大幅反弹49.6%。如果不将食品和能源价格计算在内的话,过去一年的通胀率就只有3%。

而更诡异的则是萨默斯预测未来通胀风险的逻辑:

“鉴于美国人疫情期间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所催生的需求、美联储的大规模债务采购加上美联储到2024年基本维持零利率的预测,国会通过的大约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以及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通胀压力正在不断累积。”

这个奇怪的逻辑从他这个储蓄导致通胀的臆测开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观点恰恰相反:过剩的储蓄被隔绝在了需求之外从而引发失业。而萨默斯所属的新古典主义学派通常认为高储蓄是件事,因为这能维持低利率并激发更多的商业投资。据我所知以往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认为储蓄本身会导致通胀。

同理,虽然当美联储(主要从银行手里)买入那些不受待见的私人债务时卖家确实得到了现金并因此免于可能遭受的损失,但这种保护措施与它们的借贷习惯并无直接关联。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指出的那样,银行只会向信用良好的客户贷款。它们既不借出储备金,也无需动用储备金来放贷。

接着则是他关于美联储对未来低利率的预测会起到通胀效应的说法。事实上美联储的利率预测取决于其通胀预测,而它当前的立场是预计价格压力只是暂时性的,如果实际状况与预测相左的话则会通过调高利率来应对。如果美联储同意萨默斯对未来通胀的看法,它就会在其通胀预测中提及这一点;利率预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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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随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已经出台的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但其中约有2万亿美元暂存在私人储蓄中,因此这一点与先前第一个观点是重合的。最后他提到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飙升”,不过他在1990年代末股市大繁荣期间——他当时任财政部长——可没发出过这样的警告。而萨默斯当时这样做也是对的:那段繁荣并没有引发通胀上升。

那么在此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因素?萨默斯可能只是试图重振旧有的菲利普斯曲线概念,也就是工资——以及因此变动的价格——会随失业率的下降而上升。但就算这种模式曾经存在过的话,它早在50年前也已经消失了,因为即使是思维最迟钝的经济学家也在1990年代中期基本摒弃了菲利普斯曲线。自那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新就业岗位都是服务业部门创造的,“趋紧”的劳动力市场对该部门工资水平的影响极小,对消费者物价也毫无影响。

此外,当前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甚至连趋紧都算不上。就业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仍然比一年前至少低四个百分点,而且在急剧反弹后似乎正趋于平缓。这意味着仍有约500万在2019年有工作的人目前处于失业状态。其原因不得而知:也许雇主还不希望他们复工,或者提供给他们的工作不甚合意。也许他们过一段时间——今年或者更久之后——会重新就业,因为储蓄所提供的缓冲差不多要耗尽了。

那么又是什么驱动着萨默斯对通胀的恐惧?当一位像他这样拥有崇高声誉的经济学家提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时,我们只能怀疑他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无可否认,目前确实存在着某些价格风险。其中比较大的一个是围绕石油、金属、建筑用木材等商品的金融投机。金融业者在经济繁荣初期通过将这些商品撤出市场来哄抬价格的情况并不少见(中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正适时狙击铜和其他金属的囤积行为)。

而如果美联储采纳通胀鹰派的建议,另一个风险就会凸显出来。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利息也是成本之一,而这一成本的增加将部分转嫁到消费者物价上。有趣的是萨默斯并未提到这两点,而这两点可以通过严格的金融部门监管来缓解,当然也可以通过不加息来解决。

但在萨默斯的表面文章之下可能潜藏着更深层次的忧虑。其一是那2万亿美元储蓄。通过直接支付和失业保险延期,这笔钱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工薪阶层家庭——这是许多这类家庭几十年来经历的第一大变化。手握一些现金的他们借款意欲较低,也因此减少了对银行的依赖。雇员们甚至可能坚持要求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催生萨默斯所说的“劳动力短缺”(至少是暂时的)。更为普遍的状况是,一旦人们拥有了些许财务上的缓冲,他们就不太会继续忍气吞声。

在萨默斯要求出台一些“美国希望拥有强势美元的明确声明”的呼吁中可以发现第二个焦虑来源。这是硬通货主义者们不为人知的焦虑,这帮缺乏安全感的人担心他们在全球图腾柱上的崇高地位可能并不完全稳固。也许他们是对的,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二战结束到1989年冷战结束期间的权力座次。此后美国的力量被削弱,开启了世界货币体系有朝一日被颠覆的可能性。

这可能不会很快发生。但如果这一刻真正到来的话,它将发端于美国几十年的衰退,发端于世界其他地方追求更佳战略的举措,发端于里根、克林顿和布什时代的自我伤害,发端于1980年代沦为牺牲品的美国工业基础,发端于1990年代开始浮现的全球秩序脆弱性以及21世纪的过度军事扩张。面对这一切,几份“明确声明”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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