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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逆风飞扬

拉荷亚,加利福尼亚—权威人士早就预测,生物学将主宰二十一世纪,正如物理学主宰二十世纪。但生物医学研究并为实现与伴随燃烧、电力和电子的产业化所出现的那种生产率提升。“生物学的世纪”最后会成为镜花水月吗?

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生物医学研发支出的下降。目前,该领域每年的投资规模大约为2,700亿美元,产生令人瞩目的五十万项发表成果,但只能带来20—30种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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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产出之间的矛盾符合所谓的“逆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关于计算机处理能随时间增长而变化的定律,具体而言,在一块集成电路上所能廉价布置的晶体管数量每18—24个月会翻一番。相反,逆摩尔定律是关于新药批准数量的,该定律指出,开发新药的成本大约每九年会翻一番。

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药品失败率极高以及技术周期极长。进入临床试验的药品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批准的概率从1997年的23.9%下降至如今的10.4%。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合成胰岛素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从测试到批准的过程,但单株抗体和基因疗法却用了20多年才抵达了同样的目的地。

目前,药品和生物医学研究公司应对逆摩尔定律的办法是削减研发或将其转移至成本较低的亚洲、将研发焦点移向重要性较低的疾病,以及将创新外包了事。结果,生物医学研发支出增长率从本世纪之处的年均9%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但是,尽管这一战略缓和了逆摩尔定律的影响,但最终也无法维持整个行业。

医药业支持研发预算的能力下降已导致30多家大型研究机构关闭。美国是研究机构关闭的主要地区,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生物医学研发支出下降了120多亿美元。而亚洲的生物医学研发虽然增长很快,但基数很低,不可能填补空白。亚洲国家一向不愿意承担开发新药的成本,新药研发回报远低于美国水平,研发生产率也比美国和欧洲落后多年。

此外,生物医学研究公司正在放弃某些疾病以免去这些疾病所要求的大规模试验,而专注于囊包性纤维症等“孤儿病”(orphan diseases),这些疾病只需要较小规模的临床试验,成功概率更高,而由此产生的新药每年要花费每位病人100,000多美元。但是,随着全球保险公司和支付人越来越关注成本控制,这一商业模式的长期前景并不乐观。

最后,尽管药品日益由小公司生产,获得成功后再由大型制药公司收购,但这些创业企业的资金源正在枯竭。类似地,作为生物医学创新主要源泉的大学也在面临预算缩水问题。今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世界领先的医学研究中心)的资金比2012年减少了十亿美元。

恢复对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拨款似乎并不受决策者待见,因为这无法立刻产生能自我维持的经济回报。而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基础研究拨款的优先等级也很低,并且每1美元的研究投入只能产生15美分(美国是35美分)。

在看不见万灵丹的情况下,一些其他办法正在获得关注。为了实现投资最大化,公私部门正在日益集中资源。比如,在医学合作出金计划(Accelerating Medicines Partnership)中,NIH和十家生物制药公司将为一个五年计划提供资金,旨在在三种疾病领域实现承诺目标。其他项目包括在阿尔兹海默症研究中检测不同药品在临床试验中对同一“安慰剂”的对比效果,以及在癌症研究的单一试验中测试多种疗法和识别反应最强的患者。

这些集中起来的资源将被用于一些较紧迫的疾病,通过对研发增量的边际收益来评估。日本集中资源推进干细胞研发的战略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实施旨在引导针对具体疾病的投资的政策。比如,NIH拨款的增加、广阔的专属市场以及宽松的监管让美国的抗生素药物开发迎来了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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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也必须共同承担药品开发的成本。全球监管机构可以效仿英国的先例,实施适应性许可制度。根据这一办法,药品被有条件批准和上市,用有条件批准后所获得的收入覆盖昂贵的药效验证试验。这一制度有助于降低药价,同时克服许多疾病治疗投资上逆摩尔定律。

这些方法能否让生物医学研究走上更加可持续的道路仍未可知。本世纪或许仍然是生物学的世纪。但这绝不是百分百确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