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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欧洲经济

巴黎—不久前,欧洲央行向政府或直接向公民派钱的概念——即所谓的“直升机撒钱”——看上去还荒诞不经。但如今,令人意外地,大量主流经济学家和中间派政客支持不同形式的刺激计划货币融资的概念。

这表明话语出现了急需的改变——重点终于对准了刺激欧洲经济的需求端。在经历了多年的增长停滞和就业萎靡后,所有选项,不管它多么反常规,都应该摆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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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全民公决决定脱离欧盟,这进一步加强了欧洲加码刺激和非常规措施的理由。要让绝大部分欧洲公民支持继续推进政治一体化,强劲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的研究表明,尽管采取了激进的量化宽松和创纪录的低利率——欧洲央行在2014年率先在主要央行中引入了负利率——但萎靡的需求仍然拖累着整个欧洲的GDP增长。在一些欧盟国家,超过四分之一人口已经接近十年找不到工作,政治不满也日益走向极端。金融市场在英国退出投票后的不确定性和波动将进步一制约需求。

财政约束(遏制政府债务)和货币宽松(形成极低利率)的组合理应带来公司投资潮,但这一幕并未发生。相反,2008—2015年间欧洲公司的年投资规模减少了1,000亿欧元以上,而在资产负债表上囤积了大约7,000亿欧元现金。

这并不令人奇怪——企业在它们对未来需求和产出增长充满信心时投资。即使在英国退出投票前,欧洲和其他全球公司对欧洲的前景也不抱信心。如今,它们面临着欧洲衰退风险升级和民粹主义蔓延导致英国和欧盟解体的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商业投资者厌恶不确定性,而英国退出在欧洲内外造成了巨大的新增不确定性。

财政紧缩和极低利率也没能有效刺激家庭需求——并且可能适得其反。当个人无法获得体面的收益率时,他们实际可能增加储蓄以实现退休目标。而在典型的欧洲城市,土地和平价房产供给短缺,降低利率进一步推高了房价,而不是刺激了建筑业。

承认当前政策的局限性良机已过。在眼下的危险情况中,需求显然更应该通过战略而不是量化宽松和极低利率来支持。此外,如MGI所讨论的,刺激私人需求的其他方法可能产生更少的不良分配后果

直升机撒钱——直接用央行资金授信给公民,或授信国家财政机关为基础设施和其他产生需求的活动融资——的支持者正确地指出,它具有将钱直接送到会花钱的人手里的优点。规模合理的直升机撒钱计划还可以可控地提高通胀,避免日本式通缩陷阱的风险。

事实上,需求提振可能让央行获得让利率回归历史正常水平所需要的机会。这可以扼杀萌芽之中的资产泡沫,缓解苦苦寻觅满足保险和退休金要求的收益率的机构投资者的压力。

但直升机撒钱计划——这一金融概念由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69年提出——也将是决策者的一次严重的离经叛道,需要公民和投资者认知有充分的谨慎、信心和可靠的治理结构。这一方针将巩固央行政策是“唯一的游戏”的概念,让民选政府摆脱促增长政策的责任,解除它们的财政决定控制权。

一个风险较小、经历时间考验的刺激需求的方法是大幅增加政府债务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大量证据表明欧洲和美国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从宏观经济角度,基础设施是“买一送一”:它增强长期生产率和竞争力,同时,在存在产能过剩的地方,它以显著的短期乘数效应刺激需求、产出和就业。

但整个欧洲的政府多年来都在遏制基础设施支出,在政府借贷挤出私人投资、降低增长的误导信念下,财政紧缩和减少债务才是重点。但挤出逻辑只有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才成立,而当今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显然不是这样。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不可能永远推迟。新的算计迟早会降临,考虑就业和增长损失等投资不足的全面成本。

打破僵局的一个办法是改变公共会计准则。具体而言,如果政府可以如公司处理资本支出一样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按生命周期折旧,而不是一次性支出——这些投资就可以免受欧洲财政规则约束,并且不会开启挥霍性支出的大门或缓解可信长期财政整合计划的压力。当然,如MGI所指出的,同时改善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和监督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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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结构改革的新鲜思维也必不可少。几十年来,欧盟改革讨论一直聚焦于减少劳动力市场监管、消除产品市场的官样文章、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降低税率。但如今,改革必须与辅之以刺激需求的措施——比如解放银色经济、促进数字教育和创新、解放城市土地市场为急需的房地产投资扫清障碍等。

这些选择的每一项都要求进行热烈的讨论和深层次的调查。但显然,欧洲需要更大规模的政策选择范围。量化宽松和极低利率不应该继续成为仅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它们与财政过度紧缩的结合所造成的代价——以失去的就业和增长以及不断加剧的政治不满衡量——可能比“高风险”替代选择更大。对欧洲经济政策决策者而言,英国退出投票好比是煤矿里的金丝雀。非常规时期需要考虑激进的非常规政策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