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ny Hallyday funeral at the Eglise de la Madeleine Thibault Camus/Getty Images

再见,约翰尼

编辑按:
法国音乐巨星约翰尼·阿利代(Johnny Hallyday)12月6日在巴黎逝世,享年74岁。阿利代在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个将摇滚乐引入法国。12月9日,阿利代出殡,法国首都万人空巷。阿利代出过57张专辑,其中第一张专辑名叫《你好,约翰尼》。

巴黎—对一位摇滚乐手来说,还有什么送别方式比教堂台阶上的巨型静默音乐会更好的呢?对一位表演者来说,还有什么告别方式比众人围绕遗体吟唱,好像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展示热情和爱的方式一样更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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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国国民歌手约翰尼·阿利代的葬礼:他就是能够这样指挥自己的命运,哪怕是在最后的时刻,他拥有的巨星实力在他身后仍能经久不衰。

他给自己的最后表演选择的装扮是一个白色的长方形。他再也不能摇摆臀部,发出吼声,他的睡眼朦胧的眼睛再也无法做出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一种)。但他的魅力和仪态仍在,就像一位巫师那样召唤你最后一次在他的神秘光环和他的微笑中跳一曲永恒之歌。这就是法国精神:老人和少年,法国总统和他的两位前任,小说家菲利普·拉布罗(Philippe Labro)和丹尼尔·隆多(Daniel Rondeau),名流,艺术家,穿戴阿帕奇(Apache)流苏的50多年前的歌迷,洛林罢工矿工的追忆,雅克·普雷威特(Jacques Prévert)的辞赋,普通人流下的眼泪。

而所偶这些似乎都仍在受到阿利代的影响:突然间沦落为不完整的凡人的伟大表演者。面无表情的老歌手脸上流下清泪。沿着爱丽舍宫鱼贯骑行的车手们,从未将葬礼的名字打扮得如此出色。

还有玛德莲广场(Place de la Madeleine)。它总是如此沉着冷静,这一刻,弦韵与路易斯安纳河口的摇曳遥相呼应,下一刻,又让人想起奥林匹亚的演唱会,它好像近在眼前,实则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忧郁的火把让一万颗心神魂颠倒。

这种升华的情绪,自从雨果和琵雅芙(Edith Piaf)的葬礼以来,自从饶勒斯(Jean Jaurès)的灵车通过苏福洛路(Rue Soufflot)以来,从未在法国的葬礼上出现过。一百万哀悼者走上街头,不知道应该哭泣,歌唱,丢椅子(throw chairs around),要求“再来一曲”,还是点燃蜡烛。

在激情和能量的最后游行中,在不安定和静悄悄的叛逆中,在内心的分裂和和谐的渴望中,那个毕生追逐不要生存的人消失了。在这一天,他极尽哀荣,他的告别就像是一场表演,让我们忘记了他已经不再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所有人的约翰尼仍住在我们心中:一直在旅行的男人,就像戈蒂埃(Gautier)的弗朗卡司船长(Captain Fracasse);莫迪亚诺(Modiano)的“呼儿将出换美酒”的父亲角色。

还有60年代的摇滚歌手们,他们的眼睛就像悲狼,他们颧骨像是被贾科梅蒂(Giacometti)切削过,他们的情绪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抑郁到绝望,好像在控诉他的生活各种不知节制。他是法国舞台上的完美艺术家,卫星频道上光芒四射的变色龙,流着假汗水,闪耀真光芒,一位像小说家那样用谎言的方式坦白自己的艺术家。

阿利代是看着美国大兵进入巴黎、产生美国支配一切的感情的那一代人的孩子。美国就是烟草,是李维斯,是可口可乐。但它也是慵懒的蓝调,是纳什维尔(Nashville),是他在浸透着酒精和安非他命的长夜尽头所看到的隐隐闪现的绿光。

这个哀伤到发狂的巨匠、警醒的自杀牛仔(suicidal cowboy),将自己牺牲的遗体献给了镜头和着迷的“粉丝”群,此时,他击中了作为反派人物的弗朗索瓦·莫亚力克(François Mauriac)。这个英雄百衲衣,刀疤脸,他的光荣就像是一个伤口,他的胜利就像是圣痕(stigmata),他从变态走向变态(from metamorphosis to metamorphosis),表达着被错误地称为流行或变体(variety),但对他来说更像是坠落的伟大(fallen greatness)或对巧妙掩饰的诗人的哀叹的东西。

在这方面,有一个得意洋洋的李尔王,一张长着一双蔓长春花色的眼睛的蜡色的脸,他从英雄不到30岁便凋零的时代存活下来,知道他活下来是一个奇迹。终于,他以波苏哀(Bossuet)的方式濒临死亡(“约翰尼快死了!约翰尼死了!”):他会永远活着,直到最后一刻,他在寒冷的12月的太阳下,在巴黎复活几个小时。

文学的圣殿瑞典科学院授予鲍勃·迪伦(Bob Dylan)诺贝尔奖,将歌曲从规范的地狱中救出。对于约翰尼·阿利代来说,认为这个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现在就像波德莱尔那样,成为“一块花岗石,周围是模糊的恐惧”,其“暴脾气只为夕阳引吭高歌”恐怕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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