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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埃博拉

纽约—可怕的埃博拉瘟疫在至少四个西非国家肆虐(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我们不仅需要紧急响应以阻止瘟疫爆发,还必须反思全球公共健康的一些基本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传染病新发和再发频繁、能够迅速通过全球网络蔓延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与适应这一现实的全球疾病控制体系。幸运的是,只要我们投资得当,这样一个体系是可以获得的。

埃博拉是大量新近爆发的瘟疫的最新例子,其他还有艾滋病、非典、H1N1流感、H7N9流感等。艾滋病是这些致命瘟疫中最凶险的,自1981年以来已夺走了近3,600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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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可能爆发更大更突然的瘟疫,如爆发于1918年一战期间、夺走5,000万—1亿人生命(远远多于战争本身��的大流感。而尽管2003年非典爆发得到了遏制,只有不到1,000人死亡,但仍险些给多个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造成巨大影响。

要理解埃博拉和其他瘟疫,需要考察四个事实。首先,大部分新发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病,这意味着它们首先在动物中间流传,有时通过基因突变获得人传染性。埃博拉可能是从蝙蝠身上传来的;艾滋病来自黑猩猩;非典可能来自华南动物市场贸易中的果子狸;H1N1和H7N9等流感菌株来自野生和圈养动物病毒的基因重组。随着人类进入新生态系统(如此前地处偏远的森林地区),新的人畜共患病是难以避免的;食品业为基因重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气候变化扰乱了自然栖息地和物种间互动。

其次,一旦新传染病出现,就可以通过航空、水路、大城市和动物产品贸易传播,蔓延速度可能及其迅速。这些传染病是全球化的新标签,通过死亡链条凸显出无处不在的人流和物流让世界变得多么脆弱。

第三,穷人首当其冲并且受影响最大。农村贫困人口与受感染动物生活得最近,也是第一个染上疾病的群体。他们常吃野味,因此很容易被传染。贫穷(通常没什么文化的)个人一般而言不了解传染病(特别是不熟悉的传染病)是如何传播的,这使得他们更加容易被感染并传染给别人。此外,由于营养不良和难以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他们的免疫系统较弱,即使是可以通过充分的营养和得当的治疗攻克的瘟疫也能轻易摧毁他们。而“无医”(de-medicalized)环境——没有或很少有专业卫生工作者确保针对瘟疫的合理公共委身响应(如隔离被传染者、跟踪社交情况、监控病情,等等)——导致初始爆发更加严重。

最后,必要的卫生响应,包括诊断工具和特效医药和疫苗,难免会落后于新瘟疫的爆发。无论如何,这些工具必须随时保持充分。这需要尖端生物技术、免疫学和生物工程以形成大规模工业响应能力(如在大瘟疫爆发时生产几百万分疫苗或药品)。

比如,艾滋病危机促使人们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研发——制药业也投入了相当规模的资金——以生产救命的抗逆转录药物供全球使用。但每一次突破都免不了导致病原体的变异,让此前的疗法效果减弱。没有最终胜利,只有人类和致病菌株之间的永恒的军备竞赛。

那么,世界准备好迎接埃博拉、新致命流感、能够加速艾滋病蔓延的病毒变异,或新的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疟疾或其他细菌病毒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自2000年以来公共卫生投资显著增长,并在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最近全球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与需要之间出现了显著差距。出资国没有充分预料和响应新旧挑战,这导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饱受预算不足掣肘,而全球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

有一些问题紧迫地需要解决。首先,美国、欧盟、海湾国家和东亚国家应该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灵活的基金以对抗当前的埃博拉疫情,初始规模可以在5,000万到1亿美元,未来可以按需追加。这将让我们得以建立针对眼前的紧迫挑战的快速公共卫生响应。

其次,出资国应该迅速增加全球基金的预算和权限,以使其成为低收入国家的全球健康基金。主要目标应是帮助最贫穷国家在每一个贫民窟和农村社区建立基本卫生体系,这一概念被称为全球卫生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最紧迫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那里的卫生条件最差,极端贫困最严重,可防可控瘟疫仍在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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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这些地区应该培训和部署新的社区卫生工作者骨干队伍,识别疾病症状、提供疫情监控,并实施诊断和合理治疗。只要每年花50亿美元,就有望保证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作者遍布每一个非洲社区提供救命干预、有效响应埃博拉等卫生经济状况。

最后,高收入国家必须继续投入充足资金用于全球疾病监控、增加世卫组织的能力、救命的生物医学研究。在过去一百年中,生物医学一直在为人类提供大量好处。尽管国家预算吃紧,但放任我们的生存被财政问题束缚住是极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