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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以色列和美国

墨尔本——1995年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被犹太人极右翼分子刺杀前不久,我和他在特拉维夫会过一次面。当时我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以色列,主要目的是讨论奥斯陆和平协议的快速实施问题,也就是讨论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我如此总结我的观点(也许语气稍微显得重了些):“但是,很显然,我是在给信徒布道。”拉宾对此的回应使我永生铭记。他略作停顿,然后带着一丝微笑说:“给坚定教徒布道,不是信徒。”

拉宾根深蒂固地认定,以色列应该包括历史上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的所有地区,他明白,为这个民主的犹太国家划定明确可行边境线的唯一办法是接受一个同一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邻居。它们将分享耶路撒冷作为首都,并在高度敏感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国问题上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拉宾遇刺是一场灾难,巴以和平进程从此停滞不前,再也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此后,没有一位以色列领导人表现出有如拉宾的远见卓识、鞠躬尽瘁和引导两国协商解决方案的能力。

巴拉克和奥尔默特与拉宾有几分相似,但还不够。此后,内塔尼亚胡没有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水准。对于显然不正常的以色列国会中的极端分子的要求,他一味容忍;对于他的显然毫无决断力的好斗外长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他一味支持;这让他在国内和国外都不受人待见。不可否认,巴勒斯坦人在近年来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举措失当,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巴以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来自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