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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是俄罗斯的民族性吗?

发自纽黑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和俄罗斯公众对政府直接控制新闻媒体的默许令许多人不禁怀疑俄罗斯人是否本性就倾向于专制。这个问题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想利用任何孤立的事件来得出概括某些民族性的话,可得非常小心。

1989年,我应邀赴莫斯科参加经济会议,当时苏联还未垮台,主办方则是苏联的IMEMO(现为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学会)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这两大智库机构。这种联合会议是一个因美苏关系解冻而产生的历史性突破的一个环节。苏联经济学家们似乎热衷探讨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我则每每被他们在咖啡茶歇或吃饭时的大胆言论所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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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苏方在会上强烈质疑本国公众是否会允许自由市场进行运作。他们指出单一的市场行为将对公众造成冲击,并为视为错误,不公且无法容忍的。

我认识了IMEMO的其中一位年轻经济学家,马克西姆·博科(Maxim Boycko),并对他的真诚和睿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成为了叶利钦总统的副总理和国有资产部部长,在普京上台前离开了政府,最近来到了美国,在哈佛和布朗大学任经济学讲师)。我们进行了一场热烈的交谈。我告诉他说许多美国人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做法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此的态度是否真的有什么不同?

似乎从来没人针对这些态度做过调查。但在1989年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场决定开展一场对比两国对自由市场态度的严肃问卷调查。

在仔细研究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微妙翻译差异并排除了可能导致受访者答案产生偏差的不相干关联后,我们拿出了两份几乎相同的俄语和英语问卷。我们(在乌克兰调查专家弗拉基米尔·科罗波夫(Vladimir Korobov)的帮助下)在1990年于纽约和莫斯科进行了调查,并于1991年和1992年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和IMEMO的研究刊物《MEIMO》上发���了调查成果。

我们发现两国对自由市场的态度差异往往很小,也很难以专制或者民主这样的概念来区分。例如我们问,“在过节的时候对鲜花的需求量会变大,其价格也会通常上涨。那么花店提高鲜花价格是公平的吗?”正如IMEMO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大多数莫斯科人(66%)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令人意外之处在于纽约的调查也取得了几乎相同的结果(68%的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决定在去年再次研究莫斯科和纽约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因为随着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外界对俄罗斯市场的态度已变得更加负面。我们去年又在上述两个城市进行了相同的问卷调查,并在今年一月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在鲜花问题上,我们发现在莫斯科的态度变化非常小(67%的人表示节假日提价是不公平的)。而相比之下纽约的公众舆论已经变得较为亲市场(55%的人表示提价是不公平的)。

对于我们2015年的调查,博科和我决定研究民众对民主本身的态度。幸运的是,我们能够找到政治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雷蒙德·杜赫(Raymond Duch)和肯特·泰廷(Kent Tedin)在199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在莫斯科询问的问题跟我们的类似,摒弃政治口号以评估基本价值观。虽然他们并未与纽约民众做比较,但我们在思考后将其成果纳入到了2015年的报告中。

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关于民主价值观的调查结果并不支持俄罗斯人喜欢强势独裁政府的想法。例如,上述三位政治学家在1990年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媒体应受法律保护免遭政府迫害”的说法,当时只有2%的人表示不同意;到了2015年,表示不同意的俄罗斯人显著增加(占20%),显示民主价值观的下滑。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于2015年在纽约问了同一个问题的结果:27%不同意。现今的纽约人似乎比莫斯科人更不支持媒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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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和纽约人之间的最大区别来自于三位政治学家的这条问题:“与其允许人们享有过多自由并因此为社会带来毁灭,不如生活在一个拥有严格秩序的社会。”1990年时表示同意的莫斯科人有67%,2015年则有76%,而在2015年的调查中只有36%的纽约人表示赞同。这也许是很重要的,但它是一个异常值——在我们的整个调查中莫斯科和纽约之间最极端的差异。


总体而言,虽然存在差异,但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有力支持那种用对自由市场或威权的深层次态度差异来简单解释最近事件的观点。宣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进而将其排除在外是错误的。在1991年,我们的结论是,俄罗斯的民族性并不是在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的障碍——并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希望我们这次也是对的——民族性不会阻碍俄罗斯终有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