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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兴奋剂

现在讨论体育运动中的违禁药物问题似乎有了一个常规的季节,它每年和环法自行车大赛一同到来。今年,领骑运动员、两名其他选手和两个车队由于未能通过或错过药物检测被勒令或自动退出比赛。最终的获胜者,阿尔伯托•孔塔多本人也被爆去年的药检结果呈阳性。如此之多的顶尖自行车运动员都被药检为阳性,或在退役以后的安全情况下承认他们曾使用过违禁药物,以至于人们真的要怀疑要在这一运动项目中保持竞争力除了服药可能就别无他法了。

在美国,一场辩论正因为棒球运动员Barry Bonds向其职业生涯全垒打的前无古人的纪录迈进而更为激烈。Bonds的赛场表现得益于药物和人工荷尔蒙已是众所周知了。他常常被球迷们奚落和嘲笑。许多球迷都认为职棒大联盟主席Bud Selig对于任何Bonds可能逼平或打破纪录的比赛都不应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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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英运动员的层面上,冠军与亚军的成绩差距微乎其微,但它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压力之下的运动员们都不惜代价地争取超过对手的些微优势。我们因而有理由怀疑获得金牌的并非那些不使用药物的运动员,而是那些以最成功的方式管理药物的使用从而最大限度提升运动成绩而又不会被发现的运动员。

随着环法自行车大赛这样的赛事变成闹剧,生物伦理学教授Julian Savulescu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Savulescu拥有药物学和生物伦理学的学位,并领导着牛津大学的Uehiro应用伦理学中心。他说我们应该取消对兴奋剂类药物的禁令,允许运动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服用任何药物。

Savulescu提议我们应该关注那些显示运动员是否在冒损害健康的风险的可测量指标,而不是检测他们服用了什么药物。因此,如果一名运动员由于服用促红细胞生长素 (EPO)而使红细胞水平高到了危险的程度,那么就不应该允许其参赛。问题的关键是红细胞的指标本身而不是使其提升的手段。

对于那些认为这种方式会给予使用药物者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的人,Savulescu回答说没有药物的帮助,那些基因最佳的人才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当然他们也必须训练,但如果他们的基因能够制造出比一般人更多的EPO,那么不管其他运动员多么努力训练,还是会在环法大赛中落败。除非他们服用EPO以弥补基因的不足。规定红细胞水平的上限实际上是通过减小基因选择的影响而创造更公平的竞赛环境。如此一来后天努力就比先天基因更重要了。

有人认为服用药物“违背体育精神”。但要捍卫为了提高运动成绩的可为与不可为之间的界线实在困难。

在环法自行车大赛中,运动员们甚至可以使用前一晚静脉注射营养素和水合物的方法来恢复体力。高纬度训练也被允许,虽然这会使有条件这样做的运动员比没条件的多一分优势。《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也不再禁止咖啡因的使用。Savulescu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提升运动成绩都是运动精神的表现。我们应该允许运动员以任何安全的方式追求这一目标。

次外,我还想说体育运动没有单一的“精神”。人们从事运动是为了社交、锻炼、保持身材、赚钱、成名、打发时间、寻找爱情或仅仅为了享受运动本身的乐趣。他们可能会努力提升成绩,但很多时候只是为努力而努力,寻求一种成就感而已。

应该鼓励大众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运动不但使人更健康,还使人更快乐。服用药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我以游泳的方式来锻炼。我在设定距离内给自己计时从而鼓励自己通过更多努力达成目标。当我游得快时我很高兴,但如果我的成绩提升的来源是药瓶,那么即使时间缩短也不会给我带来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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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极少数人从事但却拥有亿万观众的精英运动却不同。为了当下的名誉和荣耀,运动员们会受到诱惑而去冒损害长期健康的风险。因此,尽管Savulescu的大胆建议可能减少药物的使用,但却不会杜绝这一现象。

问题不在于运动员而在于我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打气。我们在他们获胜时为他们欢呼。不论药物使用的问题闹得有多么不可开交,我们对环法大赛还是照看不误。也许我们应该关掉电视,骑上自己的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