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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经济会埋没鲁哈尼吗?

坎布里奇—对一个“管理的民主国家”(managed democracy)来说,伊朗的总统选举以难以预测闻名。即将在5月19日举行的此次选举也不例外,因为现任总统鲁哈尼面临两位强硬保守派挑战者。

鲁哈尼的对手是伊布拉西姆·莱西(Ebrahim Raisi),他是一位高级别神职人员、被认为有可能继哈梅内伊之后成为下一任伊朗最高领袖的伊布拉西姆·莱西(Ebrahim Raisi)。此前还有一位强硬派候选人——德黑兰市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Qalibaf),他在2013年的选举中获得票数是鲁哈尼的三分之一。卡利巴夫的退选对莱西阵营来说是一个提振。

2013年鲁哈尼当选上台时,伊朗正遭遇35%的通胀,伊朗货币在此前一年中贬值了三分之二,还有国际制裁压得经济喘不过气来。石油出口和伊朗最重要的制造业——汽车产量都下跌了三分之二,焦躁不安的产业工人要求偿还欠薪。

鲁哈尼提出要反前总统内贾德的民粹主义政策而行之,承诺先考虑就业和生产,再考虑再分配。他说他会控制通货膨胀,与西方谈判结束制裁,并重建宏观经济稳定。

从一切合理的标准看,他都做到了承诺:通货膨胀三十年来第一次降到一位数;制裁根据2015年的核协议被取消;汇率也已经稳定了四年。但是,对鲁哈尼来说不幸的是许多期待生活水平和就业前景因为这些成就而得到改善的伊朗人现在感到失望。

平心而论,经济已经开始在经历了两年的收缩之后再次增长。但对于当前复苏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众说纷纭。目前的增长大部分来自石油产量 翻番,因此,大部分家庭收入并未增加,也没有创造新就业机会。因此,每年访问伊朗两次的国际货币金组织(MIF)监督员预测2016—2017财年伊朗经济将增长6.6%,但2017—2018财年将降到3.3%。

调查数据表明,德黑兰以外的平均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家庭支出在鲁哈尼任期的头两年有所下降,而贫困有所增加。2015—2016财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比鲁哈尼上台时增加了近一百万人。

但这些结果未必意味着承诺破产。当选民们追随鲁哈尼要求降低通胀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物价涨幅下降也意味着工资增长放缓。而公众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就连鲁哈尼的一位经济顾问一开始也夸耀说,人们的境况改善了20%,因为通货膨胀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

此外,鲁哈尼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加深了衰退,也推迟了复苏。他将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在GDP的5%左右,比内贾德执政时期高了一倍,但仍然太低。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是伊朗经济的传统增长动力,在景气时期可以高达GDP的20%。

更糟糕的是,拜房地产价值崩盘和银行系统冻结所赐,伊朗存在巨大的投资瓶颈。伊朗银行仍然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这些不良贷款是内贾德为了给其民粹主义计划融资而强迫银行背上的。伊朗中央银行没能使信用再次流动起来,尽管它一直在向经济中注入资金,每年都要增加26%的流动性。

结果是真实利率上升到10%以上,扼杀了私人投资。国家不愿支出,私人部门又无法得到贷款,因此总投资在2016—2017财年的前九个月下降了9%,而此前财年前九个月更是猛降17%。

尽管经济增长已经复苏,但在过去四年里,失业实际有所增加。尽管伊朗经济每年可以创造五十万以上的工作敢为,但新晋劳动力大军仍然将失业率从10.1%推高到12.1%,而15—24岁群体失业率更是从24%上升到29%。

哈梅内伊也抨击了鲁哈尼在就业方面的成绩。在3月份的伊朗新年演讲中,他号召要让今年成为“生产和就业”年,并敦促下任总统利用本土资源而不是寻求外部援助来创造就业。

鲁哈尼的经济战略显然在伊朗年轻人中间是失败的,他们占了失业人口的60%,并且大多在2013年的选举中支持鲁哈尼。但伊朗年轻人可能忽视鲁哈尼的经济政策不足,再次投票支持他,因为相比鲁哈尼的保守派对手的严厉的道德说教,他们更喜欢鲁哈尼较为灵活的社会政策立场。

但年长伊朗人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原谅。年轻人失业影响着所有人,但必须为失业者提供食宿的打大人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据2015—2016年调查数据,65%的35岁以下男性与父母同住,其中85%为单身,24%为失业。婚姻和就业是伊朗定义成年的两大要素。没有工作、没有婚姻让许多年轻人转向了犯罪和毒品,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鲁哈尼还将能源价格提高了50%,但没有增加对穷人的现金转移支付。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穷人在2013年支持了鲁哈尼;但这一回他们不太会这么做了。鲁哈尼严厉批评内贾德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该政策是为了补偿失去的面包和能源补贴。但就算内贾德在“把石油换来的用在人民的餐桌上”方面用力过猛导致了通胀压力,好歹大幅降低了贫困率和不平等性。

但是,鲁哈尼仍有望赢得连任,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每位总统都能得到两个任期。但如果他输了,他的经济政策——实现的太少太晚——必须“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