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ins on weigh scale William Voon/EyeEm/Getty Images

投资会不会太有效率?

剑桥——1831年,当查尔斯·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开始其为期五年的探险之旅时,船只的航行还离不开能够显示参考位置准确时间的经线仪的帮助。将经线仪显示时间与当地的太阳正午相比较就可以确定当前的经度状况。因为波浪运动会影响计时,所以为了确保精确度,每艘船只都需要配备至少三只经线仪。而贝格尔号却携带了22只。

就像19世纪的航海者一样,现代的工程师们以备份和故障保护机制的形式来鼓励冗余(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标准的一式三份规定能够充分满足使用需求)。但经济学家却更加看重效率——这种方法尽管具备明显的优点,但缺陷也是同样存在的。

可以肯定,如果说经济学家的观点忽视了对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系统的备份,这将不啻于是一种讽刺。但在投资决策方面,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是像成本效益分析所揭示的那样,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对资源进行利用。

这一理念显然在公共政策领域具有显著的意义——无论是花纳税人的钱还是商业监管——都应当尽可能多的回报价值。成本效益分析有助于确保过度乐观不会产生浪费性开支。它还可以避免因为地区或供应商之间对纳税人出资项目的竞争而驱动的投资决策的战略博弈。

美国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在一本新著成本效益革命中称赞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依赖成本效益分析来指导监管政策。其他国家也利用成本效益分析,例如英国财政部也出版了一份如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手册

但效率并不是一切。因为投资的长期效益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事实上,我们应当庆幸之前的几代人并没有受到成本效益分析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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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修建了一套寿命长达150年的污水系统;现在才开始进行这套系统的扩建工程。托马斯·杰菲逊认为伊利运河项目是疯狂之举,但这条运河以现值计算约1,000亿美元的成本却相对较快地得到了回收。没有哪个对贴现率和预期效益进行合理估算的经济学家会支持修建悉尼歌剧院项目——或者为全世界许多城市增光添彩的任何标志性市政建筑;从实用角度讲,也许混凝土立方体的效率要高得多。

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区分那些运营及维护成本与价值不符的普通建筑与潜在的标志性项目。而建筑成本往往超过人们事先的预估。大型项目专家弗林夫伯格对这些项目的描述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超工期、超预算,”这表明十个项目中有九个都会预算超支——通常会超过原始预算的50%甚至更多。

评估主要或可能的标志性投资项目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适用于像伊利运河那样有可能通过刺激贸易而最终显著改变经济增长率的项目。成本效益分析仅仅适用于规模较小的边际性决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说的那样,成本效益分析肯定没有考虑到精彩的故事可以改变经济结果。

经济学家应当认识到成本效益分析的局限性,并找到一种分析影响重大投资非边际、非线性反馈机制的更为严格的方法。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效率并不能作为组织经济的唯一标准。人们在十年前就应当明确认识到这一现实,当时由于一心一意地关注利润最大化,金融市场的系统脆弱性已经暴露无余。

同样,精益生产供应链——即通过减少库存商品和材料的数量来削减成本——已经被事实证明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如洪水)或其他破坏性事件(如工人罢工)的影响。值此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贸易破坏的风险只会不断增加。

从政治的角度看,最佳效率也并不总是值得追求。在民主体制下,调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可能需要我们牺牲一些效率。人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能够提供政治弹性的冗余机制。

确定应当牺牲多少效率,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应当牺牲效率,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连贝格尔号当时也出现了过度冗余:1836年贝格尔号返航时,船上仍有11台航海经线仪可以正常使用。但考虑到达尔文在此次航行中所做工作的长期影响,由此获得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不必要的成本开支。

http://prosyn.org/TMP8ZM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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