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media apps MANAN VATSYAYANA/AFP/Getty Images

遏制互联网的巴尔干化

发自北京——最近披露的一份资料显示有超过5000万的Facebook个人资料被手机App收集后提供给了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引发了公众对该平台的强烈反对。但这只不过是关于互联网(也是当今数字革命的核心)所涉及风险的最近一个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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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5年来重塑了全球经济的大部分数字化创新都依赖网络连接,而网络连接也改变了商业,通信,教育培训,供应链等行业的形态。连接还让人们得以访问海量的信息,包括那些支持机器学习,对现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移动互联网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不仅令能连接到互联网进而可以参与数字经济的人数迅速增加,而且还增加了他们连接的频率和便利性。从GPS导航到乘车共享平台再到移动支付系统,移动连接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开放的互联网——拥有标准化协议但较少监管——会自然而然地服务于用户,社区,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最大利益。但是主要风险也逐步浮现,包括像Facebook和Google这类大型平台的垄断力量;金融市场系统和选举程序等无法抵御网络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对隐私、数据和知识产权安全的威胁。关于互联网对政治效忠,社会凝聚力,公民意识和参与以及童年发展等方面影响的根本问题依旧存在。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更深入地渗透到经济和社会中,这些风险和脆弱性变得日益尖锐。而迄今为止,西方管理它们的主要方式——由提供服务和拥有数据的公司进行自我管理——似乎并未奏效。例如如果没有监管机构或法院的指导,你无法期望各个主要平台会自行删除那些“令人反感”的内容。

有鉴于此,我们似乎正面临着从过去的开放式互联网向更广泛控制型互联网的一个新转变。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有其自身的风险。

尽管在这方面开展国际合作极有必要,但在眼下这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气氛下似乎不太可能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甚至不清楚各国会否同意签署关于禁止网络战争的条约。即使能营造出一些国际合作的表象,但众多非国家行为体依然将扮演破坏者的角色——或者更糟。

在这种背景下,新法规很可能将主要由各国发起,而它们将不得不回应一些困难的问题。谁该对数据安全负责并承担责任?国家是否拥有访问用户数据的权限,又将用于哪些方面?是否允许用户在线上保持匿名?

由于价值观,原则和治理结构的根本差异,各国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方式差别极大。例如在中国,当局会过滤一些被视为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内容;在西方则相反,除了极端情况(例如仇恨言论和儿童色情内容)之外,没有任何实体拥有过滤内容的合法权威。即便在那些似乎存在某种共识的领域——例如对政府故意发布的虚假信息或者外国干涉选举进程的不可容忍——对于何为适当的补救措施也未能达成一致。

缺乏共识或合作可能会导致国家数字边界的出现,这不仅会阻碍数据和信息的流动,还会破坏贸易,供应链和跨境投资。事实上大多数搭建于美国的技术平台都无法在中国运营,因为它们不能或不会接受当局关于国家获取数据和控制内容的规则。

与此同时,美国也禁止中国企业华为去投资软件初创公司,向无线运营商提供网络设备或(和中兴通讯一道)在美国市场销售手机,理由是是该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华为和中兴通讯都认为自己的活动纯粹是商业性的,无论他它们在哪里经营都会遵守当地规则,但美国官员仍然坚持认为这些公司会构成安全风险。

相比之下,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接受华为和中兴,两者也都是欧洲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不过欧洲也在打造自身的障碍物,新的数据保护和隐私规则可能会阻碍机器学习的应用。与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是,欧洲还没有出现一个足以引领机器学习创新的大型平台。

随着整个全球经济与互联网/数字技术日益变得密不可分,更强有力的监管比以往更加重要。但是,如果这种监管是分散,笨拙,粗暴或者缺乏一致性,那么对经济一体化——反以及繁荣——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可能极为严重。

在全世界采取无效或适得其反的解决方案之前,政策制定者应该仔细考虑如何最好地实施监管。如果我们无法就每一个细节达成一致,或许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套共同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构成禁止破坏性活动(例如滥用数据)的多边协议的基础,从而有助于维护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

http://prosyn.org/HaUGy3y/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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