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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匹克山上的小恶神

发自柏林——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一次世界顶尖运动员云集奥运会,全世界的人们不仅能为自己的国家呐喊助威,还会被诸多拼搏与胜利的故事,力拼受伤的悲壮和破记录的喜悦所吸引。而超越体育运动非凡技艺之外的则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如叙利亚难民游泳运动员尤斯拉·马迪尼( Yusra Mardini)那样:差不多一年前正是他奋力跃入地中海,推着载有 19 名难民的破旧小艇安全到达希腊。

在这个意义上说,奥运会里包含着与竞技同等重要的精神含义。但由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存在,这场盛会也展露出了它的黑暗面。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及其在各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代表各单项运动的协会——都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最突出问题的化身:不平等,剥削,以及领导人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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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关于治理不善和腐败的诸多指责以及围绕着国际奥委会及其各国分支机构。最近由《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则令人沮丧地展现了奥委会高管们和运动员之间的收入鸿沟。

很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运动员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收入。赞助商可以提供资金,但也会限制运动员通过其他方式为自身训练筹措资金。正如奥运水手本·巴格尔(Ben Barger)指出的那样,“奥林匹克运动”产生的收入“首先会在奥委会高管手里过一道,然后交给管理层,接着转给教练,最后才到运动员手上。”

因此当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不花一分钱享用位于瑞士的奢华酒店套房时,美国奥运赛艇运动员梅根·卡尔穆(Megan Kalmoe)却在贫困线附近挣扎。而这种极端差距则让整场奥运盛事蒙上了剥削的阴影。

但这种剥削不仅仅是金钱层面的。国际奥委会及其合作伙伴一直以来都无视各国教练与他们训练的年轻运动员之间存在的危险关系——这些关系为操纵和肆意侵犯运动员的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练可以使用他们的权威引导年轻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或对她们实施性侵犯。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报道就揭露出这类行为在女子体操界极为猖獗,而监督这项运动的美国全国体操联合会——一个奥运组织——却始终未能处理这一问题。

但运动员并非是遭到国际奥委会忽视的唯一一个群体;奥委会在如何确定奥运会主办城市和国家方面也是模棱两可。赢得奥运主办权的标准极为模糊,而礼品、 旅游和宴会显然是考量因素。例如东京赢得2020 年奥运会主办权是否涉及到指向某公司的一笔汇款,而该公司又和名誉扫地的前国际田联主席拉明·戴亚克(Lamine Diack)的儿子有何关系,目前正在调查。

申办进程可能不明朗,但结果相当清晰:在里约热内卢,为了给奥运场馆设施腾出空间,成千上万的巴西人流离失所,还有其中一些设施被批评为存在安全危害。那些恢宏华丽的新项目与贫民窟比肩而立,奢侈的开幕式和巴西面临的深刻政治和经济危机共存,都令人们产生深深的错位感。狂欢在继续,而其主办者却在向深渊迈步。

很明显,国际奥委会的工作重点被严重扭曲了。那么我们可以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整改吗?

我们可以参考国际足联——另一个受到腐败困扰的非营利体育组织——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关于国际足联丑闻被曝光后的两年以来该组织实施了持续的变革。这个看似雷打不动的体系也在社会活动家、 赞助商和足球协会的压力下土崩瓦解,也表明变革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要把问题揭露出来。而好消息是在记者和勇敢告密者矢志不渝的努力之下,这种大规模的不当行为是越来越难以保密了。例如赛跑运动员尤利娅·斯蒂潘诺娃(Yuliya Stepanova)的证词就成为了揭露俄罗斯官方指导运动队服用禁药事件的关键。但坏消息是国际奥委会忽略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报告对俄罗斯官方插手该计划的报告,而仅仅是禁止其国家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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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的经验表明,一旦赞助商开始关注这些机构的声誉,这些机构的利益诉求也会随之转变。正如当前所揭示的那样,这个仅对赞助商、 执行高管和几个超级奥运巨星有利的层层盘剥体制是会损害利润的,而这个体制也会继续对那些强势国家的欺骗行为视而不见。赞助商们必须表明自己是个重视民意及负责任的企业,通过召唤最初的奥林匹克精神来挽回颜面。而那些融入了公司治理的法治和道德精神如今也必须占据中心舞台。

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反映了我们是谁,也反映了我们希望能成为谁。而维持这一盛会的体系却在不断扩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国际奥委会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座展现某些人类最低贱品行——贪婪、 虚伪和剥削——的屈辱柱,也正是这些导致很多机构丧失了人们的信任。我们希望国际足联的例子能为国际奥委会及根植于其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管理机构的救赎之路指明路径,令无数人为之奋斗和欢呼的奥运之火免于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