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机构仍然对美国十分重要

剑桥—唐纳德·特朗普或许曾鄙视国际机构，但他的总统任期却提醒世界适应性强和高效的国际机构有多重要。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竞选团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后1945年多边机构以让美国付出代价为条件而让他国受益。当然，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呼声远不止限于外交政策领域，但特朗普通过将经济问题归咎于与墨西哥和中国等国签署的“糟糕”贸易协议以及移民争夺工作岗位而成功地将国内不满与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后1945年自由国际秩序被视为一种罪犯。

正如我在我的著作道德是否重要？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特朗普等历任总统及其信奉的外交政策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总统从来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机构自由主义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支持对伊朗和危地马拉的秘密行动、约翰·F·肯尼迪在古巴的所作所为，都是与对联合国宪章的严格解读相抵触的。理查德·尼克松违反了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规则，并于1971年对我们的盟友采取了征收关税的举措。罗纳德·里根则无视国际法院的一项裁定，该裁决认为其政府开采尼加拉瓜港口为非法。而比尔·克林顿则在没有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轰炸了塞尔维亚。

即便如此，2016年前，无论是林登·约翰逊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抑或是尼克松所签署的军备控制协定，再或者是老布什所签署的里约热内卢气候变化协议；以及克林顿所领导的世贸组织和导弹技术管制制度；又或者是巴拉克·奥巴马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支持国际机构并寻求其力量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