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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不平等的道德因素

发自纽约 ——在全球范围内,令人警惕的高度经济不平等现象正在溢出到政治和社会层面。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推动了中东暴力冲突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法西斯分子的崛起。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老派民主国家,经济上的边缘化也导致了沙文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身份认同的强化以及阿片类药物泛滥等其他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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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纽约城市大学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重大的转变其实发生在1988~2008年间。在这一“高度全球化”时期,世界上两个收入得以增加的群体是富国和穷国中最顶层的那1%富人,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中国,印度,印尼,泰国和越南)的中产阶级。同时世界银行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仍有7.66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0%——仍然处于每天收入1.90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以下。

人们已经撰写了大量文章来讨论纠正这一沮丧状况所需的政策。然而在富裕和发展中国家——悲惨的是甚至在那些被误导的穷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强势的言论,声称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因为它们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而如果要说服他们去支持相关的补救干预措施,则需要深入研究不平等背后的逻辑和道德。

在拜读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的大作《公平待遇:对不平等以及我们获利方式的反思》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休斯与马克扎克伯格共同创立了Facebook,在34岁的壮年时已极端富有。他的书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成长于北卡罗莱纳州小镇的孩子,曾经笨拙地去适应所谓“富有白人孩子”的角色,最终成为了同性恋并刻苦攻读获得哈佛大学录取的故事。

休斯最终与扎克伯格住在了同一个宿舍,这实在是太幸运了。事实上,他的书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运气在实现个人成功方面的作用。虽然休斯的父亲教育他说实现“美国梦”就得通过自我奋斗,但休斯却最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在Facebook上的成功,”他写道,“教会了我,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比如选择大学跟谁住一间宿舍,都会对你的余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休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向富人征税,以便为中下阶层提供最低收入保障。这个方案的令人振奋之处在于美国至少还有一些顶级富豪能够坦然承认体制的不公平性,尽管他们也是靠着这个体制发家的。

为了理解不平等的逻辑和道德准则,我们有必要去深入分析休斯关于运气的说法。运气带给他的可不是其中一部分财富,而是全部。运气决定了休斯能足够聪明,可以到哈佛念书,然后在那里见到扎克伯格。同样,扎克伯格还是一个孩子时就有幸从父亲那里学习了雅达利(Atari)公司的BASIC程序。

有些人试图通过努力工作也很重要来反对这一运气说法。但那不是重点。毕竟一个人是否具备强烈的职业道德本身就是运气,因为这取决于他/她的基因构成,环境和教养。因此,运气作为财富决定因素的首要地位意味着经济不平等现象并不存在道德上的正当理由。

在这一点上,许多心怀善意的激进分子会认为我们因此必须完全平等。但这个“因此”是无效的。当然,确保公平和平等很重要,但消除贫困和改善中产阶级上升机会也很重要。在目前情况下推动绝对平等可能会削弱工作积极性导致大规模经济崩溃。过去我们也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有着善意出发点的社会实验中。

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权衡。当前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高度不平等状况需要多项干预措施来改善教育和健康状况,以及休斯建议的那种再分配型税收;但它也要求我们去容忍一些收入差距以维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经济的持续运行。

休斯关于最低收入保障的建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将其视为灵丹妙药则不可取。我们假设一下,倘若最穷的那一半人口买不起一些能确保自身基本健康的疫苗。有人可能会认为给每个人最低收入保障将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

但现在假设某些关键资源的数量只能够用来生产供应一半人口的疫苗。在这种情况下,你给最贫穷的那一半人口多少钱并不重要:疫苗的价格会持续上涨到只有最富有的那一半人能够负担得起的点位。在稀缺状况下,确保公平结果的唯一途径是透过抽签方式来发放疫苗。

那么保障性收入的有效性将取决于经济的潜在总体均衡。疫苗这个推演只是可能出现的其中一种复杂性案例。如果想让休斯的计划奏效,我们必须找出更多的可能性偶发因素,然后设计一个体制来提前预防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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