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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da38_KAZUHIRO NOGIAFP via Getty Images_japanstockspeoplewalking Kazuhiro Nogi/AFP via Getty Images

疏忽能解释当今的低通胀吗?

发自东京—世界在不久之前失去了一位致力于稳定价格的伟大斗士。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这位在1980年代任美联储主席期间领导了一场坚决果断的行动以抑制当时两位数的通胀,并在随后几十年间对美国经济政策留下了巨大影响的人离世了。就在几年前,当沃尔克年近90岁时,他还在就安倍经济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经济改革战略(本人是协助制定该战略其中一名顾问)——的通胀可能性问题不断责问我。虽然沃尔克取得了广受赞誉的成就,但我们仍应该考虑他当年那些手段在当今低通胀环境中的合理性。

1936年,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时,全球物价走势持续疲软。对此凯恩斯假设低于零的通胀率将为持相对僵化,并以过去的结果来制定通胀预期,最终开出了大规模财政支出的药方,也帮助各国摆脱了大萧条下的通缩。但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腊,匈牙利和菲律宾等许多国家通胀飙升,美国1942年和1947年的通胀率分别都达到了两位数

当沃尔克于1979年8月就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的通胀率再次达到两位数(11.35%)并持续上升。为控制通胀和稳定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美联储顶着国内一些行业的压力提高了利率。当他在1987年离职时通胀率已经下降到不到4%(此后的峰值是1990年的5.4%)。

在同一时期,随后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设法说服了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告诉他们原本制定预期的方式是错的:根据他的“理性预期模型”,真正体现出差别的是一个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测而非对过往的了解。按照这种方法,货币政策——尤其是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几乎无法改变产能利用或资源分配状况。

凭借这一理论,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革命似乎已经取得了成功。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稳健”时期,发达国家的商业周期波动性大大降低,资源分配也开始受到价格机制的指导。

但这场“大稳健”于2008年戛然而止,当时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引爆了一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当即卷土重来,世界上许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都采取了刺激措施,无论是从财政方面(比如中国),还是货币方面(如在欧洲,日本,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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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所有主要发达经济央行都在迅速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之时,日本起初的步伐却有所滞后。毕竟其抵押贷款市场并未承受与美国和欧元区类似的压力。但随着日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升值,这种失衡状况导致当地产业陷入竞争劣势。然而2013年出台的安倍经济政策帮助纠正了这种失衡,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加速扩张压低了汇率,因此减轻了日本产业的压力。

自2008年以来,全球通胀和对未来价格的期望已经打破了1980年代初确立的模式。尽管各国央行继续追求2%的通胀率,但欧元区和日本尤其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则自2017年以来一直设法将年度通货膨胀率维持在略高于2%的水平。)

与沃尔克时代不同的是,价格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惯性,因为在需求过多的情况下价格形成已成为一项战略决策。正如一家日资国际快餐连锁店的CEO最近告诉我的那样,他决定不在去年10月将消费税提高2%后提价,因为他认为竞争对手也会照此办理。

为什么商业周期的机制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或者这是否仅仅是我们对那些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事件所作出的解读,那都是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理性或行为疏忽理论。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在2003年所观察到的那样,过去人们假设经济主体不仅是理性的,而且在计算能力不受限制。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脑会选择信息并将未经处理的搁置一边。我们的行为(无论是否理性)并不取决于所有可用信息,而仅取决于我们所关注到的信息。

在沃尔克的美联储任期内,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了两位数通胀的代价,因此他们会注意到并回应——甚至过度反应——任何似乎都不太可能刺激通胀的事态发展。而在当下的经济行为体设定自身期望时,他们很可能会关注其他类型极为不同的事态发展。鉴于期望在决定经济成果方面的强大作用,这足以改变商业周期的运作。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松山公纪(Kininori Matsuyama)等经济学家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宏观经济均衡:一种将信息与历史联系起来,另一种则将信息绑定于在对未来的理性预期上。了解经济行为者如何确定要处理或忽略哪些信息可能对揭示历史和期望在决定均衡中的相对重要性有很大作用,从而帮助决策者避免代价高昂的失衡。我想沃尔克肯定会对此表示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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