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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无知者

斯坦福—人有无知的权利。正如我们可以选择用暴饮暴食、吸烟和对不服用处方药危害我们的健康,我们也可以选择对政策问题一无所知。

或许无知有时也有点作用。经济学家认为,当获得对某问题的充分理解以据此决策的成本过高,超过了这样做的合理预期好处时,就会产生“理性的无知”。比如,许多忙于家庭、学校、工作和按揭贷款的人不会认为研究一大堆通常互相矛盾的数据以理解(比如)核电、儿童玩具中的增塑剂和地中海饮食的利弊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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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食物的成本和收益的互相冲突的数据汗牛充栋,这是做出充分信息决策的内在困难性的写照。在一份最新研究中,邵恩菲尔德(Jonathan Schoenfeld)和伊安尼蒂斯(John Ioannidis)发现,尽管有媒体的大力宣传,但各种食物引发或预防癌症的“科学”结论经常不能得到元分析(对多项研究的汇总结果的分析)的支持。伊安尼蒂斯说:“人们要么被吓坏了,要么认为他们应该改变生活和做出重大决策,然后,这些东西马上就被批驳了。”

人们特别容易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上行使他们无知的权利——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份2001年报告发现,大约一半的受访者知道地球每年绕太阳转动一圈,45%的受访者能给出DNA的“可接受的定义”,只有22%的受访者知道什么是分子。

1995年,宇宙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对这样的社会趋势表达了担忧之情:“抓住我们的水晶球,虔诚地咨询我们的占星师,我们的批判精神迅速退化……我们在迅速滑向迷信和黑暗,但却浑然不知。”稍后,英国博学家塔维尔纳(Dick Taverne)警告说:“在医学实践、流行的农业和食品观点、减少饥饿和疾病的政策、以及许多其他实践问题上,一股非理性的暗流正在威胁依赖科学的进步,甚至正在威胁我们的民主的文明基础。”

事实上,尽管人们有相信占星术的权利,有相信水晶能带来好运的权利,有相信江湖偏方的能力,但当我们放任这些“垃圾科学”影响公共政策时,它们就会成为严重的社会威胁。比如,想想去年一些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Key West)活跃分子为了阻止登革热(一种严重的可危及生命的疾病,原本已经绝迹70余年,但在2009年重新出现在基韦斯特)的传播的所作所为。

英国公司Oxitec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了新的传播登革热的蚊子种类。新蚊子携带一种基因,可以产生大量停止其细胞正常功能的蛋白质,最终杀死它们。如果这种被改造过的新种类蚊子的雄性用一种特殊饲料饲喂,这种蛋白质就不会影响它们。把它们放归自然,它们恰能活到与野生雌蚊交配,将产生这种蛋白质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在发育之前杀死它们——不出几代,这种蚊子就会消失。

在获得必须的许可后,Oxitec公司在开曼群岛和巴西儒泽萝(Juazeiro)地区与当地科学家合作释放了这种改进型蚊子。根据这些实验性释放的公开报告,这种方法效果很好,开曼群岛受感染蚊子数量减少了80%,巴西减少了90%。Oxitec公司在等待巴西卫生部批准将这种方法作为登革热控制政策实施。

类似的释放试验多年前就曾进行过,但一些本地人早已有了激烈的反应。一名活跃分子的请愿书收集了10万人签名,反对利用蚊子作为抑制登革热的手段。但她的担心——“这些蚊子咬了我的狗和孩子怎么办?它们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什么影响?”——毫无科学依据,反映了自愿的无知。不需要做多少研究她就应该发现雄蚊子并不会叮人和动物,而且被释放的蚊子(均为雄性)在没有特殊饲料补充的情况下也会死去。

事实上,释放试验并无任何可测量到的副作用。但以恰当方式展示这些事实——正如佛罗里达州蚊子控制当局尝试的那���——并不足以改变反对者的思维。不幸的是,选择无知的人拒绝了——或者他们只是更偏好于忽略——理性。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害怕如此多的事?癌症传播学家卡巴特(Geoffrey Kabat)指出了几个因素,包括“环保主义运动的成功;对工业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公众对有关健康的说法的无尽的胃口,而媒体在这方面极尽迎合之能事;以及——但不限于——流行病学和环境健康科学等领域的快速扩张和这些领域文献的迅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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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原因为何,人们都有权利选择无知。但让这一选择影响公共政策会对科学、社会和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威胁。

亨利·米勒是医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研究员,他曾经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生物技术办公室创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