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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梗死

圣地亚哥——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数据,唐纳德·特朗普的医保法案——也因为以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名字命名而被亲切地称为“瑞安医保法案“——如获通过,2,400万美国人拥有健康保险的权利将被剥夺。但这并不是最保守的共和党人否决这一提案的理由。即使通过这项议案能使特朗普及其所在的共和党在政治上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但保守派仍然拒绝为该议案投票,因为他们认为这项议案在废除他们所痛恨的(“奥巴马医改”)法案问题上做得还不够多。

瑞安医改将会保留奥巴马医改的规则,防止保险企业拒绝为已经患病的人承保。该法案还提供税收抵免来协助低收入民众购买医保。但在众议院自由党团的保守派议员们看来,这两项特点虽然广受欢迎,但却很像是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实质是意识形态最终战胜了政治权衡。

意识形态的回归不仅是一种右翼现象,而且也不局限于美国。比如杰里米·柯比让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大幅左转,远离了托尼·布莱尔新工党的务实态度。他在民意调查中糟糕的表现表明柯比像保守派共和党人一样,相比在政治上有效更愿意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纯洁。

但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再次回潮?

政治意识形态像胆固醇一样有好坏两种。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解复杂世界的组织手段。经济学家的模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们简化世界、强调特定的因果关系并尽可能忽略其他,从而让我们能够了解谁正在对谁做什么。正如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所表述的那样,“理解需要进行简化。”

资本主义是公正的吗?有人回答是,因为市场竞争确保工人能为产品得到报酬;其他人会回答不是,因为资本所有者无耻地剥削那些工人。这些(意识形态)命题可能有对有错。但通过公开提出这些命题并且面对现实,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学到些什么。

还有一种不那么严肃——而且更加时髦的——意识形态代名词叫表述。作家和成功的政客早就明白好的表述有多重要。社会科学家现在才刚刚开始理解它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将表述定义为“简单的叙事或对事件性质的简单解释。”席勒认为,新的“叙事经济学”应当研究流行叙事的传播和动态...——特别是那些涉及人类利益或情感的流行叙事——以及这些变化如何随时间推移来理解经济波动。”

如果对特定表述或意识形态的预测与现实相抵触,我们可以有改变表述或改变事实这两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导致坏的表述——和坏的意识形态——找到突破口,同时也是后现实政治的源头。

这种选择的存在是因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学习工具;它们还为社会和心理服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典著作《权威人格》中德国社会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及其合著者指出,“意识形态拥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其吸引力的大小取决于“个人的需求和这些需求得到或得不到满足的程度。”不久前,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提出 “意识形态和其他信仰体系的发展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物种对认识、存在和关系的需求。”

要想理解近期意识形态的复苏,我们需要对这一引述中的“关系”一词给予特别的关注。认为资本主义不公的某些人与抱有同样信念的人有某些共同之处。如果这种巧合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如果持有同样观点的人会面、探讨、组织和煽动这种观点,就会发展出相应的团体认同。归根结底,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本质启蒙运动的根源将团体黏合在一起的力量可能更为重要。

几年前在担任智利财政部长期间,我以最残酷的方式学到了这一课。在与我所在联盟议员举行年终庆祝活动时,我为争取到反对派的支持而让许多高质量提案成功通过而建议举杯庆祝。我举杯的提议遭到了冷遇;整个屋��陷入了沉默。之后一位资深参议员站出来说:“谁在乎支持是否广泛,部长阁下。要想使我们的联盟保持团结,我们需要能让我们与反对派争吵的提案。”这是一位智利左翼分子的说法,但其中的逻辑(或不合逻辑)却与否决瑞安法案的右翼自由党团几乎相同。

因此极端意识形态政治归根结底是一种身份政治。真相是其中一个牺牲者:巩固集体身份的论述得到奖励,而不是尊重事实的论述。公共政策质量是另一个牺牲者:随实际情况改变而改变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和保留有效政策摒弃无效政策的务实的态度无法保持团体的明确认同感,因为这个团体所宣扬的政策随时都在变化。

但意识形态政治对身份的依赖也同样限制了它的复苏。正如哥伦比亚大学马克·利拉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在复杂和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仅仅依赖狭隘的身份因素构成的政治吸引力——无论与阶级、宗教、民族还是意识形态相关——最终注定都是要失败的。如果你只吸引狂热分子,那么最终只有狂热分子会给你投票。看看柯比的例子就知道。

但在其他情况下,那些限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变得显著。从现在到那时,极端意识形态政治就像坏的胆固醇一样可以造成极大的损害。美国医保法案辩论就是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其他很多。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