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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类基因组工程人性化

冷泉港—自2000年人类基因组首次被排序以来,基因组科学便开始了日新月异的进展。DNA测序技术的快速进步意味着我们不久就能负担得起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了。事实上,不出几年,你只要花1000美元出头,就能获得人类基因组序列。不幸的是,当前生物医学研究完全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研究者总是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揭示新生物和遗传学,至于将生物和遗传学转化为临床成果,那是其他人的事情。据此,许多遗传学家从事着“大科学”基因组学,包括专注人类普遍遗传变异的全基因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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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leppo and North Korea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global order’s fracture points continue to deepen. Nina Khrushcheva, Stephen Roach, Nasser Saidi, and others assess the most important risks.

但是,众所周知,某些变异可以发生于家族中,显著增加罹患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乳腺癌、镰状细胞贫血和囊细胞纤维症。不幸的是,很多人类分子遗传学家完全没有承担起任何减轻此类疾病总体负担的责任。

这一趋势的根源是多样的,其中许多广受争议,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鲜被论及。科学研究——特别是生物医学研究——与竞赛十分相似。人类基因科学家就像是紧盯着大猎物的猎手,专长于寻找致病基因,即“奖品”。一旦成功,他们通常就不会继续开发自己的发现;相反,他们会把注意力转向下一个目标。

如今,科学家因发表多少论文、在那些刊物上发论文论高下。在美国,几大主要基因测序中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研究——包括致力于寻找“单一”孟德尔病(由DNA结构中的单一突变引起的疾病)的孟德尔遗传学中心(Centers for Mendelian Genomics)。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类似计划。

但这些发现和发表的论文并没有给贡献血液和其他组织样本从而让研究得以进行的人带来好处。迈克尔·尼尔森(Michael Nielsen)在其新书《重新发明发现》(Reinventing Discovery)中指出,“要么发表,要么沉沦”(publish or perish)心态主导研究领域意味着许多次等或不完备的论文被发表出来,而本应从研究中获益的人群并没有得到优先考虑。

事实上,研究志愿者很少有收到自己基因组数据的,这辜负了参与者对研究者的信任——希望研究结果不仅能被用于增加科学知识储量,还能产生可起诉的结果。

个人基因组和生物技术公司 23andMe公司创造了一种有用的界面来返回结果,利用这些结果,可以很容易地将完整基因数据传给参与者——只要样本收集和测序符合充分高的临床标准。该公司的模式值得称赞——它呼吁研究参与者为分析自身基因组提供帮助,从而减轻研究者立刻返回所有结果的压力。

随着知识的扩展,分析基因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希望在于,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多研究者能够认识到把结果返回给参与者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可能具有重大医学效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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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监管规则要求初始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必须按照临床标准进行,因此大部分测序都达不到实验室测验标准。事实上,通常测序结果都是不可重复的——要么设计有问题,要么过程有问题,要么完完全全是在作弊。因此,必须建立规则已确保测序在合适的临床环境中进行,受严格标准(包括样本收集标准)的约束。

如今,研究者面临着错误的激励,因此无法将成果转化为对研究参与者有意义的行为。只有改善临床标准并向参与者返回结果才能让人类基因组测序活动服务于它的目的——帮助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