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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与人权

坎布里奇—在拜登漫长的国参议院生涯中,他在支持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方面颇有建树。如今,身为总统,拜登在这方面的承诺正受到考验。

外交政策涉及许多问题之间的权衡,包括安全、经济利益和其他价值观。但是,在人权方面,权衡往往导致虚伪或犬儒主义的指控。

以 2018 年沙特异见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在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杀害被杀事件为例。前总统特朗普为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亦称MBS)保持良好关系而忽视残忍罪行的明确证据,因此饱受批评。

自由派批评特朗普对卡舒吉谋杀案的不痛不痒的反应是冷血的交易和对事实的忽视。就连保守的 《华尔街日报》 社论也指出 ,“我们不知道有哪位总统,哪怕他是像尼克松或约翰逊这样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会写出这样一份公开声明,连装模作样地粉饰美国矢志不渝的价值观和原则也没有。”

特朗普认为获得石油、出售军事装备和区域稳定至关重要,但忽略了坚持对他国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和原则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捍卫人权告诉世界美国人是谁,并增强美国的软实力,或者通过吸引力而不是胁迫或报酬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将这些不同类型的利益组合在外交政策中需要妥协,这引起了对如何达成这些妥协的批评。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批评特朗普对MBS在卡舒吉谋杀案中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 就任总统后,他授命国家情报总监发布一份解密报告,将责任指向MBS,禁止76名沙特人进入美国,并限制美国武器在也门沙特战争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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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由派批评人士认为,拜登本应该更进一步,宣布美国不会与MBS打交道,从而迫使萨勒曼国王改立王储。许多沙特问题专家认为,这种政权更迭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援引了美国的价值观,但引起了他是否达成了正确的平衡的质疑。

拜登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拜登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上没有"民主的骨头",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安克雷奇会见中国同行时批评了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对香港民主及其捍卫者的镇压。关于俄罗斯,拜登同意关于普京总统是"杀手"的说法。

然而,邀请领导人参加美国气候峰会时,习近平和普京赫然榜上有名(不过沙特的邀请是给萨勒曼国王,而不是他的儿子)。这属于虚伪,还是反映了一种现实的评估——即气候变化是一种重大威胁,没有这些国家政府的合作便无法控制?

例如,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氢化合物储量国。如果它们不加入其中,我们的气候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我们想处理生态相互依存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明白,他人一起行使权力与他人行使权力同样重要。这意味着,即便我们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记录,也要与中国在气候和疫情问题上进行合作。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做出了"最好的道德选择"呢?我在我的书《道德很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中指出,我们可以从确保我们通过意图、手段和后果的"三维伦理"进行判断开始,并借鉴三种外交政策思想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人权不应被界定为让价值观与美国国家利益对立,因为价值观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从现实主义开始,而不是就此止步。在可能的领域内,我们应该以最有可能有所作为的方式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如果我们不从现实主义开始,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发现善意铺就了通往地狱之路。

美国总统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表明,他们在国际层面所追求的正义与国内不同。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自由国际秩序的奠基性文件之一)中,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他们致力于免于希望和恐惧的自由。但罗斯福并没有试图将他国内的新政转移到国际层面。就连著名的自由派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也认为,他的正义理论的条件只适用于国内社会。

与此同时,罗尔斯指出,自由社会有超越国界的责任,包括相互援助和尊重确保基本人权的制度,同时允许多样化世界的人民尽可能决定自己的事务。 因此,我们应该问,领导者的目标是否包括这样的愿景:在国内和国外标榜有广泛吸引力的价值观,但谨慎地平衡这些价值观并评估风险,从而使这些价值观有合理的成功前景。

这意味着,我们判断领导者不仅基于他的性格和意图,也要基于在推动价值观方面是否能够因势利导。到目前为止,拜登通过了这个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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