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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虐待

纽约——

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其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发出的卓越致歉信中,解释了在他看来为何有罪的牧师会受到诱惑、与儿童发生性行为。这是由于“信仰正面对着源自爱尔兰社会快速转型和世俗化的重大新挑战。快速的社会变革已经发生,这些变革常常有损于人们对于天主教教义和价值的传统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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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天主教牧师虐待儿童的事件并不仅现于爱尔兰一国,它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中,不过对此,教皇却不愿意详加讨论。同时,爱尔兰也并非唯一一个社会转型与世俗化对宗教价值构成挑战的地区。当教皇将此种性犯罪归咎于上述挑战时,或许他至少说对了一部分,不过其原因却不是他所相信的那些理由。

在距今并不很遥远的更为传统的时代里,上帝还掌握着至高的统治权,大部分民众依然求助牧师(或教士、拉比和其他神职人员)以获取道德指引,性行为常会为权力所支配。天主教徒也许相信“罪孽”一说,而为教会所认同的价值则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不过伪善却给予包括牧师在内的特权人士一定的自由空间。有钱的男子有情妇陪伴,教授则与学生发生关系,甚至掌握着社会和精神权力(如果不是巨大财富)的低阶乡村牧师,通常也都能享受由照顾其生活需求的女性(她们近在咫尺,非常方便)所提供的性乐趣。

这类做法被人们当作生活中的现实加以接受,在许多贫困的南方国家中,情况依然如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牧师性虐丑闻的曝光大多发生在社会变革速度更快的北方国家。独身理念或许高贵,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它却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伪善做法则使它变得可以忍受了。毕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连教皇都有子嗣。

在这种传统制度下,女性的生活往往受到严格的限制;除了放荡不羁的贵族小圈子外(这一阶层的女性也可以享有婚外情),女性的角色就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而在为教皇所哀叹的变革到来之前,在最为传统的社会中,子女几乎没有权利可言,成年人独揽大权。

在本笃教皇和其他保守派人士眼中,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与性革命或许就是一场放荡行为的狂欢。对于某些人或某些时期而言,情况确实如此:比如阿姆斯特丹或旧金山的同性恋生活中的享乐主义,某些嬉皮社区中的性习惯,以及摇滚歌手近乎传统的性特权。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在诸如爱尔兰、德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中,真正的变革关系到了女性和儿童的地位。

男性不再可以正当地拥有情妇,老师不再可以正当地与学生发生关系,而教士也不再可以正当地从女仆身上获取乐趣。人们对于伪善行为变得更不宽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转型造就出一种新型的清教主义。在美国,情况尤为如此:一名男子可能会因为在性方面做出“不当”评价而丢掉工作,婚姻会由于一夜情而破裂,与儿童发生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成为了一种绝对禁忌。

也许是由于其他许多禁忌都已不复存在的缘故,人们正用近乎疯狂的热情对与儿童发生性关系这一禁忌加以守护。在某些国家,甚至借用色情卡通这一形式对其进行幻想都属非法。的确,光是因为儿童基本上无力抵抗这一原因,对他们加以剥削(无论是性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就应受到谴责。

即便是教皇也会同意,女性获得解放与儿童受到保护都是好事。事实上,在他就任红衣主教期间,阻止牧师对儿童的侵犯就是其工作职责之一。看起来,他的工作并不是非常成功。这或许是由于保护教会免受丑闻伤害一事被视作更为重要的任务。

在对待伪善行为时,天主教徒往往比新教徒更为宽容。新教的崛起,便部分是对伪善的反抗。由于严格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与上帝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沟通渠道,因此他们将赤裸的坦诚视为一种德行。天主教徒向他们的牧师进行忏悔,而不是向上帝本身。只要奉行适当的礼仪,罪孽就可以得到化解。这便解释了为何梵蒂冈会选择将其教士的恋童侵犯行为形容为一种罪孽,而非一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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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程度更高的世界中,这种做法不能继续奏效的原因并不在于世俗化已经摧毁了人们的道德感。毕竟,世俗主义从未暗示虐待儿童是件好事。不,有罪牧师的问题其实在于:民主社会中的权力不再像过去那样享有特别待遇,而民众也不再那么愿意对伪善行为加以宽容。因此,独身誓言已成为一种无法运作的时代错误。

对此问题存在着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或者说不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改进方法):教会可以允许牧师结婚,或与持同意态度的成年人建立同性关系。在教义问题上严守传统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基本上不可能同意此种设想。他将会转而继续针对世俗社会的邪恶以及自由主义的危险诱惑进行布道,不过这种做法将收效甚微,因为软弱的肉身将会找到满足自身需求的方法,如果无法得到合法的满足,则教士们将会继续对最无力保护自身的人实施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