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的错误信条

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位足不出户的战士，他五次延期在越南服役，对他来说，刺杀好比是外交政策万灵丹。用无人机打击或步枪狙击取敌首级，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事实上，相信刺杀能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刺杀让情况急转直下的例子倒是数不胜数。

几乎毫无例外，刺杀是一种绝望的赌博，政治家不会用，只有空想家才会铤而走险。这一点至少从刺杀的“黄金时代”便已显然——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在这几十年里，无政府主义者杀死了两位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一位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位哈布斯堡皇帝（伊丽莎白，约瑟夫一世之妻）、一位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一位法国总统（卡诺）和两位西班牙总理（卡斯蒂略和门德斯）。

这场无政府主义刺杀运动的两位大英雄，米哈伊尔·巴库宁（Mikhail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rince Petr Kropotkin）都是俄罗斯人，这不足为奇。毕竟，用格奥尔格·赫伯特·祖·蒙斯特（Georg Herbert zu Münster）援引的一位当时的匿名俄罗斯外交家的话说，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堪称“刺杀洗礼的专制主义”。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接受刺杀，称之为“行动的宣传”，或用哈佛文化历史学家玛雅·加沙诺夫（Maya Jasanoff）在其极具启发性的《黎明守望：全球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The Dawn Watch: Joseph Conrad in a Global World）中更准确的话说，是“用炸药宣传”。